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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作者:马汉[美国]

1、引论    2、海权之要素    3、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

 

1、引论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 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

    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这些千真万确的原则昭然于天下之前,就已被洞察秋毫,而正是这些原则指导着其增长与繁荣。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取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
    利益的冲突,以及由相互对立的试图瓜分更大商业好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与远方归属待定之商业地区的举措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将导致一场血战。另一方面,由其他原因而起的纷飞战火,在其方式和本质上,已经根据是否控制海洋而得到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因此,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正是这点构成了我们本书将主要讨论——尽管并非唯一讨论——的内容。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拿破仑就在众多的沙场决战中点出了有必要为胸怀大志的军人所研究的部分,如亚历山大、汉尼拔及凯撒的战役。当然,对于他们而言,火药当时还不为所知。在众多的职业研究人员中,如今存在有一种重大的共识,即:尽管许多战争的具体情况,随着武器的进步因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却有某些教义是永恒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完全可以被提升到一般原则的高度。同样的原因,尽管过去半个世纪的科学进步对于海军武器装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及蒸汽的引入成了海上动力源,但通过对海上决战一般原则的阐释,重温昔日海上战记的历史研究仍将是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的。
    因此,很有必要批判地研读大帆船战舰时代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因为,尽管目前不难找到可资应用的教训和价值,但蒸汽时代的海军还没有在其教义上书写可以被概括为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在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的实验性知识,另一方面,实践经验却一无所有。因此.有关未来海上战争的理论几乎完全属于主观臆断;尽管通过殚精竭虑地思考蒸汽舰队和通过划浆驱动的单层甲板大帆舰队——已有了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之间的大同小异,各种试图使这些理论具有更坚实基础的努力业已付出,但在直到被完全证实之前,仅以这种类比还是不能完全使人们满足的。的确,两种舰队的相似性远非表面上的,蒸汽舰和单层甲板大帆船共有的特征是其均具备能够不依赖于风向而自由驰骋于大海的能力。这种力量使得这些级别的船只与普通大帆船之间存在有显著差异——后者在海风吹起之时,只能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风停息,它们肯定是一动不动的。尽管注意观察看来相似的事物是一种明智之举,寻找事物的不同其实也不失为智慧。当人们的想象力被最初觉察到的相似之点迷惑住时——这是精神追求里最具兴奋力的一点——十分容易对在其新近发现的类比中存在的差异失去耐性,因此而可能忽视或拒绝承认它们。所以,尽管发展不尽平衡,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同样具有上面提到的重要特征,但是至少有两点它们不尽相同。在重温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历史以寻求可供蒸汽战斗舰借鉴的教训过程中,差异性与相似性一样必须牢牢地铭刻在心,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推断。在使用过程中,单层甲板大帆船的驱动力必然会迅速地减弱,因为单凭人力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如此精疲力竭的举动,结果,战术机动只可能持续一段有限的时间;此外,在单层甲板大帆船时代,进攻性武器不仅射程短,而且几乎完全局限在短兵相接的拼斗之中。这两种条件几乎必然导致相互碰撞,然而,这里并非没有一些灵巧的举措,如迂回包抄敌人,紧随其后才是短兵相接的厮杀格斗。在这样一种冲击和混战中,一种现今影响广泛、甚至十分显赫的海军方面的意见,是认识到了现代海上武器装备的必然结果——一种类似于唐尼布鲁克博览会似的局面,在其中正如海上格斗史所显示的,很
难分辨清楚敌人与朋友。我们认为,无论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这种意见至高无上的价值,仅根据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能够从任意方向冲向敌人.并且能在它们的船头装上一个尖钻物而无论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的事实,是不能宣布其能成为一种历史性依据的。迄今,这种意见还仅仅只是一种假设,直到由实战的经验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之前,基于此基础上的最终判断或许还会大相径庭。直到那时,才会出现容纳相对立观点的空间,即,在数量相等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格斗,其中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已被减少到最小程度;在使用精巧、威力强大的当代武器的条件下,并非最佳选择。海军指挥部越是自信,它的舰队战术技巧训练越纯熟,它的舰长们越称职,它就必然越不愿意与数量相等的对手展开一场白刃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优势都将荡然无存,而偶然的侥幸成为决胜之本。在同等条件下,它的舰队将与一队以前从未协同作战过的战船同流合污。历史按顺序已留有何时能进行混战,何时则不能如此的警训。
    单层甲板大帆船与蒸汽舰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在其它重要方面却相去甚远,这些特征并非显而易见,因此也就很少述及。至于大帆船,正好相反,其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与更为现代的舰船之间的差异,其相似之处尽管存在且易于发现,却并不明显,因此也就很少被注意到。通过了解到大帆船与蒸汽船相比所存在的彻头彻尾的弱点——由于它必须依赖于风——这种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忘掉这一点,就如前面与其旗鼓相当的对手搏杀一般,战术上的教训就能站得住脚了。单层甲板大帆船从来也没有在静风的条件下,被贬低到毫无战斗力的程度,而是在今天比大帆船受到了更多的重用。然而,这却有点错位。直到蒸汽机被开发出来利用时,大帆船仍然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即能够从很大的距离上毁伤敌人,能够进行无限时间的机动并且又没有使得船员们精疲力竭,能够把更大部分的船员用于进攻性武器而不是船桨等等。大帆船与蒸汽船所共同享有的这些能力,从战术上考虑,至少与单层甲板大帆船那在静风中或逆风时前进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在寻找相似性时,存在有一种不仅忽略差异之处而且夸大相似之处的趋势——这显得有些可笑。或许能够基于下列考虑指出,由于大帆船装备有远程大炮,具有相对强大的穿透力;装备有大口径短炮,射程短但却具有强大的轰击力;所以,现代蒸汽舰装备有远程大炮群和鱼雷组,后者只在有限距离内有效,然后,通过撞击毁伤对手,而大炮,正如同其前辈,目的就在于穿透对方。然而,这里有着显而易见的战术考虑,必然影响着海军司令官和舰长们的战斗布署;这种类比是现实的,而不是凭空捏造而成的。因此,大帆船和蒸汽舰用于直接与一艘敌舰交火时——前者通过强行靠近而拖拽其行,后者则通过撞击而使其葬身鱼腹。然而,对于两者而言,这都是它们各自最为困难的任务,为了使其行之有效,敌舰必须被带至攻击行动区域的某个单点,只有在那里,抛射性武器才能从一个广阔区域内的许多点上找到用武之地。
    由于风的方向,两条大帆船或多支舰队的相对位置,包含有十分重要的战术问题,这或许可说是那个时代水手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初看起来,由于这对于蒸汽船已成了一件无关痛痒的事物,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再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类比,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因而也就一钱不值。但如果对背风与气候状况的明显特征进行一番仔细考虑,直接涉及他们的本质特征并忽略次要的细节,就会表明这种认识是一个错误。在某一海况中相对位置的明显特征是其能够赋予某方随心所欲地发动或逃避战斗的力量,结果,在选择进攻方式时,就具有了——种进攻型态势所通常具有的优势。这种优势也有某些弊端伴随其后,诸如引入行列之中的非规律性,暴露在纵向射击的炮火之下,牺牲部分或全部可用于进攻的炮击机会——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接近敌人时发生。战舰或整个舰队,一旦处于背风位置,就不可能发起进攻;如果并不希望退却,那么其行动只可能局限于防御地位,并且按照敌人的条件迎接挑战。当然,通过保持战斗队形不受冲击的相对缓解,以及通过在敌人一度不能还击时进行持续不断的轰击,这一劣势是能够得以补偿的。在历史上,在各个时期的进攻和防御作战行动中,这些有益和不利的特征都有其对应事
例和类比事件。进攻方为了接近并摧毁敌人,承担了某种风险和劣势;防御方,只要其仍旧保持原状,拒绝承受前进的风险,保持一个小心翼翼、组织良好的阵位,就能使自己充分利用进攻者留给自己的可乘之机。穿透与之相伴随的并不太多的细枝末节的乌云,存在于气候与背风相对位置间的根本差异也就昭示于天下了。前者通常为英国人津津乐道,因为他们的稳健政策就是要进攻并摧毁敌军;而法国人则对于背风位置乐此不疲,因为通过此术,他们就能够在敌人接近时使之瘫痪,由此避免决定性的遭遇战,保存他们的战舰。
    法国人几乎没有多少例外,基本上都将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考虑,对于海军军费缩手缩脚,因此,他们通过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努力局限于打退进攻的方式,寻求对其舰队进行精打细算。由于这一原因,只要敌人“雷声大,雨点小”,背风相对位置就能得以巧妙地利用。然而,当罗德尼[1]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的意图,不仅仅是用以进攻,也要集中起绝对优势对付敌军的一部分战线时,其有点坐立不安的对手德吉尚(De Guichen),改变了战术。在他们相互交锋的头一回合,这位法国人利用了背风位置;但是,在意识到了罗德尼的意图后,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这并不是用于攻进,相反而是高挂免战牌,除非是以自己的条件行动。采取进攻或避而不战的力量,不再取决于风势,而是取决于具有更大速度的一方;对于一支舰队,不仅取决于单艘舰只的速度,也取决于它们行动的战术整体性。因此,具有最高速度的舰船将拥有气候便利。
    因此,这并不如同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大帆船和单层甲板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空想。它们两者都有近似于现代舰船之点;当然两者也都有重大差异之处,这就使得引用它们的经验或行动模式作足以为训的战术先例成为不可能。然而,先例不同于且不如一项原则更有价值,前者或许最初就是错误的,或由于星转物移,条件变化而失去效用;后者则立足于事物的本质之中,并且随着条件的变化,无论其应用如何千姿百态,依然成其为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加以遵循的标准。战争有着诸如此类的原则,它们的存在通过对于历史的研究就能加以揭示,而历史能够显现它们的成功与失败,或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它们依旧如故。具体情况与武器装备可以变化,但是为了应付这一类或成功地运用其它类,就必须对在战场战术或由在战略名义下构成的更为广泛的战争行动的持续性历史教义,予以充分的重视。
    然而,所谓的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包含着整个战争舞台,在海上角逐中,或许还涵盖了全球的相当部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历史的教义才有更加明显和永恒的价值,因为基本的条件永远不变。战争舞台或大或小,其困难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厮杀的队伍或者庞大或者不庞大,必要的行动或者容易或者不容易,这些都仅仅只是范围、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分。随着野蛮让位于文明、交通与通讯手段迅速改善,道路被开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食物来源得以增长,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容易、迅速与广泛;然而他们所必然遵循的原则却丝毫未变。当徒步行军为马车运兵所取代,当后者又相应地让位于铁路,行动距离的尺度提高了,或者说,如果你愿意,时间刻度变小了;然而,决定军队应该集结于何处、应该朝向哪一方面、应该进攻敌军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的原则却没有改变。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蠕动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远征于世界各地,再从后者演进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蒸汽舰船,这一系列演进扩展了海军行动的广度与速度,却并不一定要改变对它们加以指导的原则。两千三百多年前,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的讲演在其不及引述之时,包含有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2],在其原则之中,它的可用性在现在依然犹如在过去一般。在与敌军或敌舰队遭遇(这是一个或许比其他单词能更好地表明战术与战略分界线的词语了)之前,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决定,其涉及面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除其它问题外,这其中有海军在战争中的恰当作用;其真实目标;其应该结集之点;煤炭和供养仓库的建立;对于仓库和本土基地之间交通线的维持;作为战争之中决定性或次要行动的破坏商业的军事价值;是借助零散游弋的巡洋舰,还是通过强制性地攻占为商业航运所必需穿越的某些生死攸关的中心堡垒,破坏商业所能最为有效地加以影响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战略性课题,并且历史也对此论述颇丰。在有关英国海军与法国交战的举措方面,直至最近,在英国海军只是出现了一场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长处的颇有价值的争论。问题纯粹是战略性的,并不仅仅只是具有历史价值;对于目前而言,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决策之基础的各种原则古今一贯。圣·文森特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纳尔逊和他的亲密将帅,则使英国长驱直抵特拉法加[3]。
    正是在海上战略领域,历史教义所具有的价值丝毫未曾贬低。由于情势的相对持续性,在那里,它们不仅用于阐述原则,而且也能作为先例之用。当对立的舰队在基于战略考虑之点相互冲突时,关于战术问题,这倒不是那么明显的正确。人类不懈的进步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持续革新;也正因如此,也必然迎来一场战争方式的持续变革——在处理与掌握战场上的部队与战舰方面。由此使得许多的与海上事物相关联的人物倾向于认为,从先前的经验体会之中再也无利可图,在上面花时间纯属浪费。这种观点不仅置引导国家游弋战舰于大洋,指挥划定行动之区域,从而改变且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这宽阔的战略考虑于不顾,也是一种有关战术的单方面的和狭隘的看法。昔日鏖战成败,取决于它们对于战争法则的遵循与否。仔细研读成功或失败原委的海军将领将不仅能够发现并逐渐消化这些法则,而且也将从把这一切付诸自己时代的战舰与武器装备的战术操作中获益非浅。他们还将注意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装备更新之后——事实肯定如此——而且这类变革之间的间隔已是过份的漫长。这一切无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武器的改进大多由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更新却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然而,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罪恶。只有通过仔细地研究新型战舰或武器装备的力量与局限,通过随之而来的采取物尽其用的方式——这将构成其战术规范,真心实意地认识到每每出现的变化,这种罪恶才能得以根治。历史表明,指望军人们一般地不辞辛苦地进行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然而,那个辛勤耕耘者投入战斗时却具有了极大的优势——一则教训就其本身而言就已价值连城。
    因此,我们或许现在就能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Morogues)的训戒。他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写道:“海军的战术是基于其主因,即武器装备可能发生变化的条件之上的,而这相应地必将引起战舰的建造、运用它们的方式以及最终控制与运用整个舰队的变革。”他的进一步阐述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即“它并非一门奠基于绝对不变原则基础之上的科学。”更准确地说,即其法则的运用会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替而变化。这些法则在战略上的应用无疑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却要少得多;因此认识到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更加容易。这种陈述对于我们的国民从历史事件中获得某些悟性已是足够重要的了。
    1788年尼罗河之战,不仅是英国对于法国舰队的一场压倒性胜利,而且也对摧毁拿破仑的法兰西在埃及军队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其战斗本身而言,英军统帅纳尔逊做出了伟大战术思想的精彩绝伦的示范。如果事实如此,正如所定义的那样,那是“一种衔接好战役之初与战役发展过程的艺术”。那种特定的战术衔接取决于今日已不复存在的一个条件,即一支抛锚停泊处于背风的舰队无力前去救助被摧毁前的处于上风位置的战舰。然而,做为衔接基础的原则,却没有过时,即选择敌军队列之中最不太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击。杰维斯海军上将在圣·文森特角一役,就是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当时,他用十五艘战舰取胜了对方二十七艘战舰,尽管在这一事例中,敌军并没有抛锚停泊,而是处于行进间。然而,人类的心智是如此构成的,以致于他们对于条件的稍纵即逝更容易留下印象,而不是应付这些情况的永恒原则。在纳尔逊大获全胜对于战争进程的战略影响方面,正好相反,其中的精神不仅易于把握,而且立即被视为在我们的今日仍有用武之地的原则。埃及企业生存的关键取决于与法国的联系能够畅通无阻。尼罗河大捷摧毁了这样一支海上力量,而这正是交通线得以保障的唯一指望,这样,最终的失败就在了定局。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仅发动这场打击遵循了摧毁敌人交通线的法则,而且时至今日,同样的原则依旧有效,在单层甲板船的时代与大帆船或蒸汽舰的岁月里并无二致。
    尽管如此,一种对于往昔——想当然地被认为过时了——蔑视的含糊情感如今已与对于位处海上历史那些永久战略训义盲人般视而不见的自然惰性同流合污了。例如,有多少人不是仅仅把1805年击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纳尔逊光辉的顶峰,其天才的最高点——视为一个非同寻常般壮阔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战略问题:“这些战舰是怎样正好在那里呢?”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在一场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其中有史以来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拿破仑和纳尔逊,究竟是怎样相互勾心斗角呢?在特拉法加,失败的并不是维尔纳夫[4],而是拿破仑被打倒了;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机敏始终能使英国舰队对于敌人穷追不舍,关键时刻又能及时嘎然而止。在特拉法加的战术,尽管细节仍有待争论,然而,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仍然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则。并且他们的冒进被事态的紧急性和最后结局都证明是值得的。但是,在战况准备的时效性上,在执行活动与能量上,战争前几个月,在这位英国领导人方面的思想与洞察力上的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它们至今仍然还是名副其实地出色。
    在这两个案例中,事件都被原本道出。要引用的第三个案例,却没有如此确定的底线,有关原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还有待争议。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在1779年成了抗击英国的盟友。联合舰队曾三次耀武扬武地在英吉利海峡招摇过市,一次居然一字排开了六十六艘战舰,把英国舰队驱赶到港口中躲藏了起来,因为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远处于劣势。当时,西班牙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夺回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达到前一目标,盟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攻打那座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堡垒。然而,他们一无所获。
    由此所想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问题——是: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其港口进攻英国舰队,以摧毁其商业和入侵其本土来威胁英国,难道不比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去进攻一个遥远而又异常坚固的帝国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免遭外敌入侵,对于被进攻的恐惧尤为敏感,如果他们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受到强烈震憾,那就将使他们异乎寻常地丧失斗志。无论如何决策,作为一项战略要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公正的。在这一时期的一名法国军官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提议过,他就赞成把巨大的努力引向一座西印度岛屿,用以取代对于直布罗陀的进攻。然而,英国并不太可能以其它外部任何一处地产去换取其放弃这块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虽然它应弃堡而去以保护其家园和首都。拿破仑一度扬言,他将在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Vistule)岸边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他能控制英吉利海峡,正如盟国舰队一度在1779年所做到的那样,他势将攻占直布罗陀或英国沿海地区,这几乎毋庸置疑。历史既提醒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其传递的事实阐述战争法则。这是一条真理,为了使其给人们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还要另举两个例子,它们在时间上都比本书专门考虑的时期还要遥远。在两场处于东方与地中海的西方强国的大角逐中,一个已知世界的帝国在其中一场角斗里已处于发发可危的境地,相互对立的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颁多(Lepanto)。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
道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者是由于某种固有的条件使之再度复发[5]。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倒是值得花时间去找出原因。因为,如果再度倔起一个如同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洋强国,战略问题还将相同。确实,目前而言,海洋强权的中心压倒性地位于西方,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然而,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目前为俄国所有,占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影响海洋霸权的现在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现在,西方如果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与法国将立即不受阻挡地开往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地区,正如他们在1854年并如英国独自在1878年所做的那样。一旦出现所提示的变化,东方将一如既往,在半途势必与西方迎头相撞。
    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和重大的时期,海上霸权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在也没有为详尽的追述其对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影响所必需的资料,然而,仅存的迹象仍足以证实那是一个确定因素的推测。如果仅仅通过把握已广为流传的特定角逐一类的事实,那么,基于这种观点是不可能得出精确判断的,因为,正如同通常那样,海上事件处理过程都已被可耻地忽略掉了。这也有必要熟知一般海军史的细节,以便从可怜的蛛丝马迹中,基于其历史为人们所通晓之时期可能发生何事的知识基础上,得出正确的推论。对于海洋的控制,无论如何有效,都不意味着敌军战舰不可能单枪匹马或成群成队地偷偷溜出港口,不可能穿越多少显得繁忙的海上通道,对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受保护之地区进行骚扰性攻击,或闯入戒备森严的港湾。与之相反,历史已经显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弱小的一方,诸如此类的擦边战术永远都是可能的,而不论相互间海上实力的差异有多大。因此,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当奇迹般地攻陷坎尼,迦太基海军统帅包米卡尔在南部意大利登陆上岸了四千士兵和一队大象;在第七年,飞身脱离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后,他再度出现在了塔兰托——随后落入汉尼拔[6]之手。汉尼拔派出特遣舰队前往迦太基,甚至于最终随同其残部,安全撤回非洲。所有这一切倒不是不与由罗马舰队一般性控制海洋或成为控制海洋力量的决定性角色相协调一致。这些事件中无一能够证明,如果它愿意的话,迦太基政府本可以给予汉尼拔以持续支持的,然而,事实上,他却一无所获。可是,他们又确实打算造成一种顺其自然的印象,即这类帮助本是可以给予的。所以,罗马在海上所占据的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断言,需要通过反省确凿的事实并进行提炼与完善,使其影响的种类和程度得到恰如其份的估价。
    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Mommsen)说过,战争之初,罗马即控制了海洋。无论可以归结到某个或某组原因,在第一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役中,这个本质上非海洋性的国家相对于其以海为主的对手,确立起了海上优势,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在第二次布匿战役中,并没有出现重要的海上决战——这桩事件本身,更不用说与其它证据确凿的事实相联系,表明罗马存在类似于其它历史时期具有相同特征的优势地位。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确定促使他跨越高尔与阿尔卑斯山,迈出其危险而又几乎毁灭性历程的动机,也就没有了下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其在西班牙沿岸的舰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罗马舰队相抗衡的地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就能够沿着他实际正在走的路一直走下去;他有对其至关重要的理由;然而,如果他能从海路进发的话,他就不会让最初随他征战的六万名经验丰富的士兵损失掉三万三千名。
    就在汉尼拔进行其危险大行军之时,罗马人在其两名元老的率领下,开赴西班牙。他们的部分战舰还搭载着一支执政官的大军。这就使得他们的航程并没有带来严重损失,罗马陆军随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Ebro)以北地区,成功地站稳了脚根。同时,另一支分舰队与由另一名执政官统帅的大军被派往了西西里。这两支罗马大军兵合一处总计到二百二十艘战舰。所到之处,它们分别遭遇并击溃了一支迦太基舰队,其轻易程度可以从叙述战事的轻描淡写之中推导而出,显示了罗马舰队实际具有的优势。
    第二年后,战争呈现出下列态势:由北部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胜利后,向南挺进至罗马城附近,并由此在南部意大利难以自拔,不得不以战养战——这种局势使得民怨载道,并且一旦与罗马在那里确立起的强有力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体系相互冲突,这就尤其危险。因此,从一开始,他特别需要在他自己与某一可靠的基地之间建立起补给与增援渠道,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就是“交通线”。有三个友善地区可以分别或全部成为此种基地——迦太基本土、马其顿与西班牙。前二者只能通过海路建立起交通线。然而,在西班牙,他却可以寻求到最坚定的支持,通过陆路与海路都可以与之取得沟通,除非敌军阻断了通道,而海路则更快捷和简易。
    在战争的最初岁月里,罗马凭借其海上霸权,绝对控制了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与撒丁里亚海。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区对它十分友善。继坎尼战役后,即战争的第四年,叙拉古抛弃了与罗马的联盟,反抗潮流席卷西西里,随之而来的是马其顿与汉尼拔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些巨变扩大了罗马舰队必要行动的空间,削弱了其力量。罗马采取了何种应急措施,并由此又是如何影响这场战争的呢?
    有迹象表明,罗马并没有放弃对于第勒尼海的控制,因为其分舰队要不经袭扰地从意大利驶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沿岸,它也完全掌握着主动权,直到一名年轻一点的执政官认为已是适于保存舰队的时候了。在亚德里亚海,一支分舰队与一处海军基地设立在意大利的布林迪西,以遏制马其顿。它们的任务完成得如此之好,以致于没有一名希腊方阵士兵踏上意大利本土。“作战舰队的缺乏,”毛姆森说,“使得菲利普举步维艰”。在这里,海权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甚至不是推论的结果。
    在西西里,斗争集中在叙拉古。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在那里迎头相撞,但后者却明显地占有优势;因为,尽管迦太基人时常成功地向城市输入了补养,他们还是避免与罗马舰队交火。而后者有马萨勒、巴勒莫和墨西拿在握,在该岛的北部沿岸可谓根深蒂固。对迦太基人而言,南部通道畅通无阻,他们因此就可以支持反叛力量了。
    综合这些事实,就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罗马的海上霸权得以控制了从西班牙的泰拉弋那(Tarragona)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那里到亚德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这已为历史的进程所证实。这种控制不受冲击地持续于战争的全部过程。这并不排除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正如前文已讲到过的那些情形一样。然而,它确实遏制住了持续而又安全的海上交通线,而那又是为汉尼拔所急需的。
    另一方面,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场战争的前十年,罗马舰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展开持续性军事行动的地步,而在所表明的界线以南海域也同样无能为力。当汉尼拔开启战端之时,他倾其所有,将舰队派去维护来往于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当时罗马人也并没试图对此进行干扰。
    所以,罗马的海权完全使马其顿置身于战争之外。它并未阻止住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进行有用并最具骚扰性的佯攻,然而,它却使得迦太基人应该向其远在意大利作战的官兵提供关键性支援的时刻,却一兵未发。西班牙又如何呢?
    西班牙是汉尼拔之父和汉尼拔本人赖以发动他们计划中的向意大利进攻的根据之地。在这场战争开始前,他们用了十八年时间占领了这个国家,并以罕见的睿智,在政治和军事上扩展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他们招募并通过局部战争,训练出了一支庞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军队。就在其即将远征之际,汉尼拔将政府委托给了其弟弟哈兹德鲁拔(Hasdrubal)。其弟始终对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而这一点又是他无法指望从派系林立、内讧不已的非洲本土所能获得的。
    在汉尼拔点燃战火之际,在西班牙的迦太基政权从南部港口加地斯到埃布罗河之间地区还是比较稳固的。在该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地区居住着对罗马人十分亲善的部落,在没有罗马人的支持时,他们却也无法对汉尼拔进行成功的抵抗。汉尼拔镇住了他们,并留下由汉诺(Hanno)统帅下的一万一千名士兵对该国进行军事占领,以免让罗马人在那里站稳脚根,从而对其与基地之间的联系进行骚扰。
    然而,西庇阿(Scipio)亲率二万名士兵于同年由海路及时赶来,击败了汉诺,占据了埃布罗河沿岸和内陆以北地区。罗马人就此安营扎寨,完全封锁了汉尼拔与哈兹德鲁拔增援力量之间的通道,并从那里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大举进攻,而他们自己通过水路与意大利相连的交通补给线却由于所拥有的海上优势而平安无事。他们在泰拉弋那(Tarragona)设立了一处海军基地,与哈兹德鲁拔在西班牙东南港口喀它基那(Cartgena)的基地分庭抗礼,并随后大举攻入这块迦太基人的领地。西班牙之战由年少的西庇阿指挥,看起来真像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七年多来风云变幻,难解难分;最后,哈兹德鲁拔给予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迦太基人几乎成功地将增援汉尼拔的预备力量突进到比利牛斯山脉。然而,这一意图暂时受挫;就在迦太基人准备卷土重来前夕,卡普阿(Captla)的失陷使得罗马人得以腾出一万二干名久经沙场的将士,在克劳迪阿斯·尼禄(Nero)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西班牙。尼禄才华横溢,能力非凡,在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争中,后来正是由于他,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得以进行。这是任何罗马将军都无可比拟的。这支通过海路及时起来的增援大军,再次巩固了对于哈兹
德鲁拔出征道路本来业已摇摇欲坠的控制——这种方式最为快捷与简便,并使得罗马海军逼近了迦太基人。
    过了两年,后来作为“阿非利加执政官”而一举成名的年轻的西庇阿接过了在西班牙的统帅权,他通过陆军和海军的联合进攻,占领了喀它基那;随后,他又迈出了最不同寻常的一步,即解散其舰队,将水手们全部调拔进陆军。西庇阿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关闭比利牛斯山通道而扮演“遏制”哈兹德鲁拔的角色,他还长驱直入挺进南部西班牙,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进行了一场艰苦但却不是决定意义的战斗。在这之后,哈兹德鲁拔从他身边悄悄地溜走了,火速北进,在其最西端,穿越了比利牛斯山,逼入意大利。在那里,汉尼拔的境遇每况愈下,其大军的自然减员丝毫无法补救。
    战争持续了十年,在沿途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的情况下,哈兹德鲁拔从北部开进了意大利。如果他们能够平安地与当时所向无故的汉尼拔统帅的大军汇合的话,那么他所率部队本来是可以决定性地扭转战局的,因为罗马本身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接其殖民地与盟国的坚固纽带已到最后关头,有些甚至已经元气耗尽。然而,这两兄弟的军事状况也极其险恶,一个位于梅陶罗河(Metaurus)畔,另一个还在阿普利亚(Apulia),两者相距仍有200英里之遥,并分别被一个优势敌国缠住不得脱身,而罗马大军却处于他们被分而治之的对手之间。这一险恶战局,除了哈兹德鲁拔的姗姗来迟的因素之外,则是由于罗马控制了海洋。这在整个战争期间钳制住了两位迦太基兄弟通过高卢地区取径进行相互支援的可能。就在哈兹德鲁拔通过陆路进行其漫长而又危险的兜圈迂回之术时,西庇阿通过海路已从西班牙派遣出一万一千名士兵增援堵截他的军队。结果,由于不得不穿越大片敌占区,从哈兹德鲁拔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们纷纷落入克劳迪阿斯·尼禄之手。正在统帅南部罗马军团的尼禄因此得知了哈兹德鲁拔打算要行走的路线。尼禄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趁汉尼拔不备,派出其几千精锐之师,十万火急地与北部大军
会师。两军兵合一处,两名执政官便以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对哈兹德鲁拔发起了进攻,全歼了其军队。这位迦太基将领在战斗中命丧黄泉。当其兄弟的头颅被抛进其大营时,汉尼拔才如梦方醒,情知大难临头。据传,他当时惊呼罗马已成了世界的主人。于是,梅陶罗河之役通常就被认为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角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了。
    最终导致梅陶罗河战役和罗马获胜的军事形势可以总结如下:要推翻罗马,就必须进攻其在意大利的权力中心,撕碎由其领导的紧密团结的联盟,这是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必须拥有坚固的战争基地和一条稳定的交通运输线。前者由于巴卡(军事统帅)大家族的天才而得以在西班牙建立,后者则从未有过。这里有两条可能的线路——一条直接通过海上,另一条则迂回穿越高卢。第一条线路为罗马的海上力量所封锁,第二条一度岌岌可危,并最终由于罗马军团占据西班牙北部而被截断。只有控制了海上局势,占领才成为可能,而这一点正是迦太基人从来没有对罗马军团构成其威胁的。所以,就汉尼拔和他的基地而言,罗马占据了两个中心位置,即罗马本身和西班牙北部。它们之间通过一条轻便的内部交通线加以连接,以及海洋;这就使得相互支援能够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
    如果地中海本是一处平荡的荒漠之地,其中,罗马人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坚守山脉,加强在泰拉弋那、马萨勒与墨西拿、意大利沿海靠近热那亚一带的据点,以及在马赛与其它地区同盟国的堡垒;如果他们也还拥有一支具备自由穿越沙漠的特征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敌人又十分低劣,并因此为集结部队而被迫进行大的迂回,那么,军事局势本应被立即承认,无论如何表述那支特定部队的价值与效果的言辞都不会过份。当然,也应意识到,具有同种力量的敌军,无论实力上如何悬殊,都有可能对由此占据的土地进行袭击,有可能焚毁一座村庄,或使一些边境地区成为荒芜之地,有可能甚至于时常截击护送队伍。然而,从军事意义上说,却无损于交通运输线。诸如此类的捕食性行动在所有时代都有海上较弱一方的交战者大行其道,这却绝对不能保证得出这一种推论———这与已知的事实并不相符合一一即“罗马或迦太基都不能说对于海洋拥有无可争议的统治权”,因为“罗马舰队有时光顾非洲海岸,而迦太基舰队也以同样的方式招摇于意大利沿海”。在所设想的那种情况下,海军扮演了对所假定荒漠起作用的角色;然而,当它作用于一种对于大多数作者而言是陌生的因素,当其成员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种,并且没有他们自己的先知,他们本人或他们的阶层对此皆一窍不通,那么,海上力量对于那个时代历史巨大的确定性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就被忽略掉了。如果前述的论证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正如同隐晦地宣称它具有唯一的排它性的影响一样,最终将海上力量从主要因素的序列中排除掉,也是同样错误的。
    上面所引述的诸如此类的事例,完全来源于彼此间隔十分巨大的时间区域,要么在本书所专论的时期之前,要么在此之后,从而起到了阐释主题的内在利害关系以及历史所给予的警策性之作用。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这些因素更多地处于战略运筹而非战术考虑之中,它们与其说是作用于战斗行为,还不如说是影响着战役部署,并且因此而具有更为持久的价值。在这一方面,可以完全引述一位了不起的权威人士的箴言。杰米尼说:“1851年底,我碰巧正在巴黎,一位声名显赫的人士不耻下问地询及近来在武器装备上的进展是否将会对从事战争的方式带来任何大的变化。我回答说,它们或许会对战术的细节带来冲击,然而,在惊心动魄的大战略行动中,以及一连串空前的战斗组合里,现在正如同过去那样,胜利将来自促成在所有时代里的伟大军事统帅获胜的那些原则的运用——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凯撒,弗雷德里克还是拿破仑。”对于海军而言,这一研究现在已比过去变得更加重要,正是因为当代蒸汽舰队所具有的巨大而又稳定的运作能量,精心策划,巧妙构思的作战计划也有可能。而在单层甲板船与大帆船的时代里它则可能仅仅因为老天的作弄而化为泡影,现在,这一困难已几乎不见踪迹。指导大型海上军事行动的规则能够在所有时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它们就都是从历史中演变而出——然而,运作它们的力量与天气几乎没有多少瓜葛和新近的发展。
    通常赋予“战略”一词的定义将其限定于军事组合之中,其包括一个或更多的行动领域,要么完全地各具特色,要么相互密不可分,但是都被视为实际的或迫在眉睫的战争场景。然而,这恐怕只是指在岸上,最近一位法国著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一定义对于海上战略,过份狭隘。“海上战略,”他说,“并不同于军事战略,因为它在和平时期正如同战争时期一样是必不可缺的。确实,在和平时期,它能够采取购买或条约的手段,通过占领一方疆土,可能会取得最具决定性的胜利,其优越的态势或许是通过战争都几乎不能取得的。要学会通过在海岸的某些选定之地站稳脚跟的所有机遇来获得好处,还要学会给最初只是仅作短暂用途之地予以确定性的占据。”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在十年时间内目睹了英国成功地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表面上是以暂驻的条件,然而这却无法促使他们放弃所占领之地。这样一代人可以欣然同意这一评论:这种暂驻确实可以从那种暗地里楔而不舍的精神中得到持续不断的说明,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所有的海上强国取得了它们的人民和战舰渗透进的不同海域一处又一处的要冲,尽管比起塞浦路斯和埃及来,它们不太那么引人注目或不太那么值得注目。“海上战略确实因此得以
奠定、支撑、提升一个国度的海上力量。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期也如此”。所以,对它的研究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是利害相关具有价值的,对于那些承担有外交和军事关系的国家而言,尤为如此。那些要么对于一个濒海国家至关重要,要么能够极大地塑造其伟大成就的一般条件,现在将要得到检验。在此之后,对在十七世纪中叶的各种欧洲领海国家的更为专门的考查——历史总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将会起到阐释与验证有关这一主题性结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