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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等国对信息作战的运用与发展

 

作者:宋宇  河北任丘市委宣传部任丘报社(全球防务)   首发于2008年中国防务新媒体论坛

 

    【内容提要】信息作战其实就是信息战,信息战专指在危机或冲突期间的信息作战。美国国防部于1996年12月颁布指令“信息作战”(S-3600.1),正式将信息战改称为信息作战,作战手段增加了计算机网络攻击,同时明确信息战专指危机或冲突期间的信息作战。本文对信息作战理论产生的背景、发展历程,以及美俄等国对信息作战的运用与发展,特别是在信息战基础上产生的太空信息战和网络中心战,作了细致的梳理和详尽的阐述。

    关键词:电子战 信息作战 网电一体 太空信息战 网络中心战

    未来社会是信息化社会,未来战场是信息化战场,谁掌握了尖端信息技术,谁就能在未来战争中夺取信息优势,实施“单项透明”的信息作战,成为21 世纪的赢家。在新军事革命大潮席卷全球,各国纷纷组建信息化军队的背景下,军事强国率先占据了军事技术“时代差”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强有力的威慑和严峻的挑战。问题是,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是站在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积极顺应新军事革命,创新军事理论,建设信息化军队,并且采取革命性的手段(无论是技术的还是体制的),努力增强国家工业化与信息化、军队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发展的紧密度和坚韧度,尤其是军队指挥控制系统的坚韧度,加速推进国家信息化和军队信息化建设,尽快缩小与军事强国的军事技术“时代差”,那末,中国很可能一百年都赶不上军事强国,永远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如果我断言在我们的最有能力的军官中缺乏有这种头脑的人,断言极力想摆脱二十年和平时期内又极为盛行的墨守陈规和只重视步法操练的人不够多,那我就是陷进了严重的谬误中。但是在这些人鼓足勇气并且找到合适的机会捍卫自己的信念以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应当干预这件事情,并且应当尽一切可能来证明我们在军事方面也学会了一些东西。”(恩格斯:《欧洲能否裁军?》,1893年2月)因此,我们必须立足实际国情,以信息化战争理论为先导,展开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发展的两翼,分阶段高质量地建设信息化军队,在搏击新军事革命大潮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从军事技术上讲,建设集侦查监视、指挥控制和精确火力打击于一身的一体化综合军事信息系统是加速推进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关键;从作战方式上讲,进行以网电一体战为主要方式的信息作战,在未来战争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传统战争理念在新军事革命冲击下受到严峻挑战,战争面貌随之焕然一新。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显现出了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的全方位立体战特征,展示了以信息作战为主导的信息化战争的雏形。近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充分表明,谁拥有信息优势,谁就能夺取战争的主动权。用信息技术改造军队,靠信息优势赢得战争,成为当今军事发展的主流趋势。
    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信息作战产生的背景、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论述美俄等国对信息作战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第三部分论述信息作战的全球性、全维性以及平战共存性特征;第四部分论述美俄等国对信息作战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从指挥控制通信对抗、指挥控制战到信息战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军在总结卫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无线电电子战斗。它综合运用技术侦察(信号情报)、电子对抗和火力摧毁,在战略级对敌情报机构实施无线电欺骗并干扰战略指挥控制通信,封锁敌方作战区域无线电通信;在战术级干扰和摧毁敌指挥部队和控制武器系统的通信能力。这引起了美军的极大恐慌,如果苏军先发制人,实施战略级电子战斗和指挥控制通信对抗,则意味着北约军队战略级指挥控制系统尤其是战略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将被全部瘫痪或摧毁,苏军很可能成功地实施首次核突击,顺利实现对整个欧洲的战略进攻。据《苏军内幕》一书表述,苏军首次核突击的目标是:①指挥所和指挥中心、行政与政治中心、通信线路和通信中心——换言之,一个国家及其军队的大脑和神经中枢;②火箭基地、核武器贮存库、核潜艇基地和轰炸机基地。摧毁这些目标可使苏联遭受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③机场、防空阵地和雷达站。为了保障进攻部队成功地突入敌防御配系,这些目标必须由苏军飞机来摧毁;④敌庞大的军队集群。如能在战斗开始之前将他们消灭,就无需劳师作战。参加首次核突击的有能在这个阶段使用的所有火箭部队,包括从战略火箭军抽调来的那个军,方面军和集团军的火箭旅,第一梯队师的火箭营,以及射程能抵达防御一方战斗地域前沿的所有炮兵部队。苏军将领认为,首次核突击必须出敌意料,持续时间短促,突击猛烈。如果贻误一个小时,情况就会急剧恶化。敌人许多战斗部队可能调离驻地,飞机可能分散到高速公路上;陆军师可能离开营房,高级领导人可能带着他们的一班人进入地下掩体部或机载指挥所。这时候再要消灭他们,将是极其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在首次核攻击中尽可能使用最大限度数量的核武器的原因。首次核突击之后,将由各个方面军的空军集团军和战略方向总司令支配的所有远程航空兵的部队实施大规模空袭。空袭分数波实施。第一波动用所有可供使用的侦察机,不仅包括侦察团的飞机,而且包括经过侦察训练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中队。在这个战略方向上参加这一波的侦察机总共可有一千多架,主要任务是判断首次核攻击的效果,查明未被摧毁的目标。紧随第一波之后是由所有空军集团军和军组成的主要袭击波。它们的机群携带核武器,其机组人员受过投射核武器的训练。这一波的攻击目标与首次核突击时火箭部队的攻击目标在性质上相同,但飞机袭击的是机动目标而不是静止目标,消灭火箭部队未能摧毁的目标。最重要的机动目标是:已离开驻地的坦克纵队,已从平时使用的机场起飞并已疏散到高速公路上的机群,以及机动的防空武器。苏军指挥官认为,事先摧毁敌人的雷达、众多的电子计算机系统、通信线路,瘫痪地面上的敌机组人员和防空部队,将减少己方实施这种大规模空袭的损失。之后,所有飞机返回基地,第三个阶段的作战行动立即开始。参加第三个阶段行动的火箭发射架将比参加首次核突击的还要多,因为有许多发射架已从后方地域调来。制订这种作战计划的道理很简单;作战中,敌人主要关心的是,搜索并摧毁苏军所有的火箭发射架;因此每部火箭发射架都应当给敌人造成尽可能严重的损伤。这个阶段的目的是摧毁所有经过第一和第二阶段攻击仍生存下来的目标,使尽可能多的敌军部队和装备丧失作战能力。第四个阶段的作战行动可以划分为各个方面军的进攻战役。每个方面军都集中全部力量保障其坦克集团军的胜利。为做到这一点,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对敌防御配系实施突破,尔后,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同时,使用方面军炮兵师的全部兵力兵器为坦克集团军扫清道路。火箭旅以核火力保障坦克集团军前进,空军集团军则负责掩护坦克集团军的突破作战。方面军的反坦克旅掩护坦克集团军的翼侧,空降突击旅夺取坦克集团军需要的桥梁和渡场,在坦克集团军的前方和翼侧进行牵制作战的旅则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为坦克集团军创造有利的作战条件。只有确实突破了敌防御配系和方面军部队有了实施机动的空间,坦克集团军才进入突破口,以尽快的速度向前推进,直至它能够到达的最大纵深。坦克集团军力避持久交战,应绕过抵抗据点,与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常常拉开很大距离。它的任务和目的是,象挥动刀剑和斧头砍向敌人一样,砍得越深越好。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前进速度比坦克集团军慢,负责摧毁前进道路上的所有抵抗据点,消灭已被包围的敌军集群,边前进边肃清残敌。坦克集团军就象是一股汹涌的洪水,穿过堤坝上的缺
口奔腾而下,所到之处冲毁一切。相比之下,诸兵种合成集团军象是一片平静的死水,整个地区一片汪洋,它淹没了敌军的岛屿,并慢慢浸透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直至它们坍塌。一旦战略方向总司令确认他的一个方面军已经真正达成了突破,他就将使用第二梯队方面军进入突破口,他还会将其突击力量,即坦克集团军群投入战斗。坦克集团军群对敌后方防御配系实施的作战行动,就是战略进攻的第五个阶段。此时各个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可能都已经投入对敌后方防御配系的作战行动。它们可能根据战略方向总司令的决心由各方面军转隶坦克集团军群。为最后结束作战行动,该坦克集团军可能编有5 个甚至6 个坦克集团军,从而使其编成内的坦克多达1万辆。坦克集团军群的作战行动将得到战略方向总司令所有兵力兵器的支援。他将使用所有火箭部队和空军部队投射核武器,使用空降师协助坦克集团军群实施进攻。最后,整个波罗的海舰队也将为坦克集团军群提供支援。如果坦克集团军群准备实施进攻,国家的全部军队,直至最高统帅本人,都可以被调动起来为它提供支援。
    从1975年到1978年,美国防部和空军先后组织了五次大型对策研究,最后吸收苏军思想提出了指挥控制通信对抗,并将其作为“空地一体战”的补充战略。指挥控制通信对抗的定义是:“在情报的支援下,综合运用实体摧毁、电子干扰、作战保密、欺骗,阻止敌方指挥控制通信系统获得信息,影响、削弱或摧毁敌方的指挥控制通信能力,同时保护己方的指挥控制通信不受敌方相应行动的影响。”1979年和1980年,美国防部和参联会的联合参谋部先后发布了指挥控制通信对抗的相关策。1982年,以色列与叙利亚在贝卡谷地爆发空战。以色列综合利用无线电欺骗、电子战和空中攻击,重创叙利亚80架飞机,而以军仅损失了一架F-4“鬼怪”式战斗机。贝卡空战引起了美国空军的特别注意。很快,美国空军提出了电子战斗这一比指挥控制通信对抗更高的概念,不仅综合了更多的作战手段,作战对象也从指挥所和通信链路扩大到雷达和防空指挥控制系统。空军的做法对发展指挥控制通信对抗是一个促进。1991年海湾战争促使指挥控制通信对抗发展到指挥控制战这一更高阶段。海湾战争中,电子战斗重创伊拉克一体化防空系统的指挥控制,心理战导致了大批伊军投降,军事欺骗将六个伊拉克师吸引在海岸一带对付根本没有发动的攻击。1992年,美国国防部发布指令,用指挥控制战取代指挥控制通信对抗。指挥控制战的定义是:“综合运用作战安全、军事欺骗、心理战、电子战和实体摧毁等手段,共同在情报的支援下,阻挠敌指挥控制信息,影响、削弱和破坏敌方的指挥控制能力,同时保护己方的指挥控制能力不受这种行动的影响。”在指挥控制战概念产生的同期,美军还在酝酿另一个相关概念——信息战。海湾战争中,美军在战争初期一举摧毁伊拉克国家通信基础设施,使萨达姆迅速丧失领导和控制国家的能力;美国空军按照“五环论”战略理论,对伊拉克的国家领导、战略资源、基础设施、抵抗意志和武装部队等重心同时打击,致使伊拉克主会控制体系迅速崩溃。战后美军总结经验,认为有必要在军事指挥控制对抗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作战对象,形成一种包括并高于指挥控制战的概念,即国家领导指挥的对抗。美军最终将这一概念称为“信息战”。1992年12月,国防部颁布了信息战指令(TS-3600.1),提出信息战是新维度的战争,而指挥控制战则是在战场上打赢信息战的一种战略,是限于军事目标的信息战。美军认为,信息战是“通过影响敌人的信息、基于信息的过程、信息系统和基于计算机的网络,同时保护自己的信息、基于信息的过程、信息系统和基于计算机的网络,而获得信息优势的行动。”信息战的作战对象是敌军的指挥控制功能(细化为与信息活动有关的人员、链路和节点),所要达到的信息优势就是“收集、处理和分发不间断信息流的能力,并同时利用或阻止敌人的类似能力。”
    可以看出,信息战理论是信息技术进入军事领域后,在电子战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电子战(电子对抗)的定义,苏、美军有着不同的表述。苏军认为,无线电电子战斗是对敌方无线电电子器材和系统实施侦查,并随之进行无线电电子压制,以及对己方无线电电子器材和系统进行无线电电子防护的综合措施。美军认为,电子战是使用电磁能和定向能控制电磁频谱或攻击敌军的任何军事行动,它包括电子进攻、电子防御和电子战支援三部分。电子战的实质是敌我双方利用电子战武器装备或器材,以智斗的方式争夺电磁频谱的控制权。通过电子对抗,设法使敌方的电子设备性能降低或完全丧失工作能力,造成通信中断、雷达迷盲、兵器失控,使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同时保障己方的电子设备充分发挥“千里眼”和“顺风耳”的作用,有效地控制各类兵器,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有利条件。电子对抗包括通信对抗、雷达对抗、光电对抗、水声对抗、计算机对抗和C3I对抗。随着信息技术在军队的普及,信息战的作战对象和手段有了进一步扩展。信息作战早期阶段,作战对象是指挥控制通信系统,手段是火力、电子干扰、作战保密和欺骗。进入指挥控制战阶段,作战对象扩大到武器控制系统、军事认知能力和作战意志,手段增加了心理战和全部电子战手段。到现在,作战对象扩大到信息基础设施,进攻作战包括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电子战、网络攻击、火力摧毁与特种信息作战六种能力以及民政活动和公共关系两种相关活动;防御作战包括信息安全保障、实体安全、作战保密、反欺骗、反宣传、反情报、电子战以及特种信息作战。至于电子战与信息战的不同之处,在某些方面很难加以区别,电子战与信息战都要使用微电子技术,都要搞数字化,因而在电磁频谱领域的作战,说成是电子战或信息战都是可以的。特别是21世纪综合电子战系统,几乎就是理想的信息战系统;但在某些方面,电子战与信息战确实又有所不同。电子战是电磁频谱领域的斗争,而信息战除了在电磁频谱领域的斗争外,还有计算机领域的斗争。广义的信息战,包含了信息传感系统、信息传递系统、信息武器打击系统、信息处理系统和信息利用系统的广泛斗争,包含了光技术、电磁技术、传感技术、智能技术、仿真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多种高新技术,尤其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重要领域,即以C4I系统对抗为主要内容的指挥控制领域的激烈斗争。这样,信息战概念要比电子战概念宽泛得多,信息战不但包含了电子战的内容,还包含了情报战、导弹战、计算机网络战、指挥控制战、信息攻防作战以及信息威慑、心理战等内容。由于信息时代战争形态的变化,信息战已成为现代高技术作战的主要形式,作战思想要从由打电子战转变到打信息战,由夺取制电磁权转变到制信息权,这样更能拓宽战争的视野,更具有现实意义。当然,电子战仍然是信息战中的十分重要的内容,现代作战中电子战贯穿作战全过程,仍要加强电子战的研究。不过,要把电子战纳入信息战的范畴,围绕夺取制信息权这一中心来研究。
    军事信息化其实就是以信息技术为纽带,对战争各分系统尤其是战斗力诸要素进行一体化集优组合的过程。信息化作战体系同样遵循这一原理,它将不同功能的作战系统融合为一体化的大系统,即基于系统功能的融合。这种系统功能融合的典型是美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一体化C4ISR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20世纪50年代,美军将指挥功能与控制功能融为一体,称之为C2系统;60年代增加通信功能,变为C3系统;1977年,扩充情报功能,变为C3I系统;1989年,又融入计算机系统,变为C4I系统,并由分立式、封闭式的独立系统,集成为分布式、开放式的大系统;20世纪末,又将战场监视与侦察功能融入系统中来,变为目前的一体化C4ISR信息武器装备系统。这个大系统实际上是对五个分系统功能的融合,是将五个功能的分系统融合为一体化的具有更强功能的大系统。其一,是全球指挥控制系统(GCCS)。GCCS是一个支持美国全球联合作战的分布式计算机网络,是C4ISR的神经中枢。其二,是天基红外系统(SBIRS)预警卫星。这个系统将由高、低轨道卫星两部分组成,主要任务是导弹预警,为防御导弹指引目标,提供技术情报和战场态势信息等,是C4ISR的感觉器官。其三,是预警机。集预警和指挥、控制、通信功能于一体,起到活动雷达站和空中指挥中心的作用。其四,是照相侦察卫星。主要用于空间侦察,为地面提供观察目标的性质并确定其地理位置,是C4ISR的眼睛。其五,是全球广播服务系统。由战略通信、战术通信和区域通信三部分组成,是C4ISR的通信系统。通过对各分系统的功能融合后形成的C4ISR大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指挥效率和整体作战能力。目前,美军正在开发C4KISR系统,即将C4ISR与火力杀伤(Kill)系统相结合,使各武器系统、诸军兵种和各个战场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缩短了从侦察到射击的时间,以更快、更准确、更高效地完成作战任务。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之所以能够实现一体化,关键是有计算机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的支持。正是由于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实现了各系统之间信息的获取、交换、处理和运用,实现了系统之间的有机组合,实现了资源最大限度的共享,从而实现了一体化作战。这种从分系统之间的信息融合到实现各系统功能上的整体融合,使战争的样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信息战理论逐步确立的过程中,作为军队信息基础设施和神经网络的军事信息系统逐步发展起来。战略空军指挥控制系统、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和战略空军核攻击指挥控制系统初步建立,部分武器装备开始采用信息技术,打击武器系统的精度有了显著提高,并影响到传统的作战方式。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防空军建成“射线-3”指挥自动化系统。1976年美国军事理论家汤姆·罗那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拉开了信息战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序幕。随着火箭核武器的运载技术、精确制导技术大量运用于常规武器以及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苏军认识到,这种变革绝不仅囿于军事技术领域,而将是一次整体上的军事革命,其意义更加深远。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等预言:“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即将进入军事领域,这些先进技术的出现正在引发一次新的军事革命”,军队形态将发生根本改变。1982年,苏联国防部出版的《军事技术进步与苏联武装力
量》指出:“在加快军事技术进步的同时,军事技术所引起的军事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增大了。……在科学技术进步和军事科学要求的基础上,产生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新的武器和技术装备系统,预示了军事上的革命。”这一时期苏军关于军事革命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苏美双方建立了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核武器储备,足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对方境内的一切重要目标摧毁多次。继续增加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数量已经变得毫无疑义。二是常规武器发展十分迅速,发达国家已经制造出定位攻击系统、精确制导武器、无人驾驶飞行器、新式电子控制系统等,这使许多常规武器成为战略武器,其威力几乎接近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三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近期制造出以新的物理原理为基础的武器创造了前提。这种武器将有更大的威力,必然迫使人们改变武装斗争方式、方法以及关于国家军事威力的传统观念。可见,苏军早在20多年前就提出了“新军事革命”理论,并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这对今天俄军深入发展新军事革命理论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然而,拥有世界上最先进军事技术的美国当时虽然制定了空地一体作战理论,但却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待苏联军事理论界提出的“新军事革命”问题。直到80年代末,美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才开始关注“新军事革命”,并对此展开论证和研究。美国人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真的存在苏联人在70年代所说的“军事革命”?在得到肯定回答后,美国政府与军方明确提出了以军事革命全面推进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发展方针。难怪一些美军将领坦率地承认,海湾战争是用美国的军事技术、苏联的军事思想打赢的。就在苏美就新一轮军事革命展开激烈竞赛的时候,苏联终于不堪重负,衰败下来。国外军事理论家普遍认为,俄(苏)美两家的差距主要在军事建设物质基础方面,而不在军事思想方面。当前,俄罗斯在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快速崛起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着军事理论研究的前瞻性,斯里普琴科提出了“第六代战争”理论,引起了很大反响和争议,充分显示了新军事革命理论在俄罗斯的强大生命力。

    美俄等国对信息作战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在美军酝酿信息战的同时,民间对海湾战争展现的新型战争样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个期间出了两本有影响力的书,一本是托夫勒的《战争与反战争》,它以第三次浪潮战争的概念,广泛地议论了信息时代的战争问题。另一本是斯瓦图的《信息战》,它提出了与军方相佐的概念,指信息战广泛地涉及到国家行为、团体行为和个人行为。民间热情的推波助澜促使美军开始思考其信息战思想的局限性。1995年,兰德公司受国防部委托举行了“翌日……电脑空间”战略信息战演习。演习显示,战略信息战跨出了传统军事边界,从计算机网络发起的攻击有可能跨越两洋屏障,直逼美国战略腹地,信息战不仅事关军事部门而且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和民间的广泛参与,不仅发生在冲突或战争期间而且大量在和平时期进行。该演习促使国防部考虑将信息战进一步从战争期间扩大到和平时期,从打击作用扩大到威慑作用,从军事活动扩展到政府部门活动和民间活动的支援。
然而信息战的扩大产生了敏感问题,政府其他部门并不愿意参与带有“战争”标签的行动。为此,国防部采用信息作战这个词汇,于1996年12月颁布指令“信息作战”(S-3600.1),正式将信息战改称为信息作战,作战手段增加了计算机网络攻击,同时明确信息战专指危机或冲突期间的信息作战。
    上述表明,网络技术的崛起和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使计算机网络成为新的战场空间,网络战作为一种新的作战方式登上了战争的舞台。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在信息战方面尽管处于劣势,但仍然凭借自己的有限条件,与北约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斗争:组织网络黑客用PING数据包“炸弹”攻击北约因特网的官方站点,使其网站服务器瘫痪,站点被迫关闭;黑客们向北约的因特网址及电子邮件系统发出“梅莉莎”、“疯牛”等各种病毒,使北约军队的通信系统、作战单位的电子邮件系统受到病毒破坏。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哈默将其称为全球“第一次网络战争”。由于网络战的出现,促进了信息战理论的迅速发展,形成网络战与电子战一体化的信息作战。随着全球网络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网络战的使用会越来越多,但是网络战离不开电子战,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依存,互为对方提高作战效能创造条件,共同承担着夺取制信息权的重任。一方面,网络战的实施离不开电子战手段。因为网络的正常运行和使用依赖于对电磁频谱的控制,尤其是在野战条件下,既设的有线网络很少,绝大部分网络信息是通过发送和接收无线电磁信号连接起来的,对敌方网络的破坏将主要通过电子战手段在电磁频谱领域展开。另一方面,电子战要发挥更大的威力同样也离不开网络战。因为未来电子战攻击的目标,将是高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武器系统,运用网络战技术是提高电子战效果的重要途径。例如,通过电子战手段将计算机病毒注入敌方C4ISR的接收处理系统,将可能成为未来信息作战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方法,需要电子战和网络战手段的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实施。
    美军认为,信息战实施的基本任务是交战和生存。其中交战任务将在平时、危机发生时和战争阶段实施。它可以分为三步,首先是进入敌人的决策环路,然后是对决策环路施加影响,最后是试图控制敌人的决策。因此,如何进入敌人的决策环路是信息交战的基础。生存任务首先要防止敌人的进入、影响和控制,此外还包括如何抵御敌人的信息攻击以及在遭到攻击后如何进行恢复和重建等。信息战的组成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常规计算机战、常规网络战、非常规计算机战、非常规网络战。其中网络战属于战略范畴,计算机战属于战术范畴。从军事思想上,可以将与信息战有关的联合军事行动分为非战争联合作战行动、部队保护、部队使用和战斗支援等。①常规计算机战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指挥控制战,它主要包括五个要素,即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电子战和物理摧毁。其中的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电子战属于传统的战斗支援范畴。通过常规计算机战,可以影响或控制战斗行动的节奏,它可以误导、延缓、中断敌人的观察——判断——认识——决策——行动过程。②常规网络战是利用指挥控制战进行战略操纵,它是通过联网方式进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常规网络战的作战手段同样包括指挥控制战的五个要素。③非常规计算机战是根据与信息有关的原则使用指挥控制战要素和信息攻击。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用指挥控制战的要素来阻止、削弱或影响敌人所要交流的信息。由于所有信息存在和传输都要以物理为基础,也可以将非常规计算机战看作是如何使用指挥控制战中的物理摧毁手段。④非常规网络战是通过在通过联网方式进行的社会意识形态冲突中,国家最高指挥当局如何利用基于信息的指挥控制战原则特别是信息攻击原则。美军认为,信息战的实质是如何进行信息攻击和信息防护。信息战的作战对象是与信息活动有关的人员、链路和节点。因此,所有的信息战作战手段都将围绕这三点
展开。美军将信息战作战手段分为利用传统指挥控制战的作战手段和利用智能软件实施信息战的作战手段。其中,传统指挥控制战的作战手段包括:利用电子战支援、尤其是利用信号情报的电子战支援,能够截获数据、确定信息传输网络的链路和节点,从而可以确定潜在的作战目标,为采取后续攻击手段提供基础。利用电子战攻击可以直接对敌人的电子资源进行干扰、电子欺骗、甚至可以用反辐射导弹和激光等定向能武器进行摧毁。心理战可直接用于常规网络战,其目的与计算机战和网络战相同。计算机战的作战对象是敌指挥官的思想和敌军士兵的士气;而在网络战中,作战对象是敌决策者的思想,其目的是影响其情绪、态度和客观推理能力。心理战的作战对象是外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可能对潜在对手提供战略支援的团体和个人等,其目的是削弱敌人的意志。计算机战的目标是通信系统中的终端、传输系统、交换机和控制管理硬件等,其核心是控制系统中的节点和网络。信息攻击的目标是数据和控制,主要是设法降低其完整性、可靠性和保密性。物理摧毁对敌人的信息基础设施的破坏作用显而易见,但如何确定物理摧毁的具体目标有一定困难。由于现代网络大量使用深埋光缆,并具有很大的冗余度,因此,需要对关键节点和链路实施物理摧毁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利用智能软件实施信息战,是因为非常规网络战更加依赖智能软件工作。由于大量数据分布在各地的网络中,且数据格式不同,信息的来源不断增长,因此,发现、收集和破坏数据的难度加大了,依靠人工难以完成,只有使用某种智能化软件工具才能完成任务。目前主要有三类智能软件,一类是最基本的具有某种搜索功能的软件;第二类是具有“如果……则……”推理能力的软件,一旦满足某种条件,它可以向预定的操作员发出信息;第三类是具有学习功能的软件,能够根据经验来修改其内部决策规则。
    美军的信息战技术分为三类:制信息技术、信息战进攻技术和信息战防御技术。其中,制信息技术包括收集和处理技术。收集技术主要包括下列技术、系统和平台:高空长续航无人机,智能化无人值守地面传感器,商用高分辨率成像卫星,地面——空中——空间综合传感器网络,一体化精确定位电信跟踪系统,超谱和全谱传感,能穿透壁垒的传感器(利用电磁能量和高能粒子对迷彩伪装和隐蔽活动进行有限侦察)。处理技术主要包括:综合智能推论和归纳决策辅助技术,分布式操作系统,精确地理位置信息系统,自主信息搜索工具,多媒体数据库,光学存储器,数字有机体,超媒体对象信息库,量子和DNA分子计算与存储,分发和表示技术,大带宽全球广播,中带宽全球通信卫星网络,大带宽广播、组播、定点广播和组网,自动化双向多语种自然语言翻译,直接向人脑提供多维表示方法。信息战进攻技术包括:战术定向能武器,高能化学激光器,半自动网
络攻击和响应,能动和自主恶意逻辑,自动化网络攻击,微型机械结构,数字有机体,精确定向能武器,计算社会学(计算机心理战),量子计算。信息战防御技术包括:综合网络入侵检测,整体加密,反定向能武器,通用打包、壁垒和防火墙,数字有机体,全谱网络,量子加密。值得关注的是,纳米技术对未来信息战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是使电子系统设备和侦察平台微型化;二是纳米技术与材料对信息战具体武器性能的改进与提高;三是使信息作战高度智能化和袖珍化,信息战场更加隐蔽,微观领域的对抗更加激烈。量子器件的运行速度比半导体器件要快一千倍以上,因此用量子器件取代半导体器件,可以极大地提高信息战武器装备控制系统中的信息传输存储和处理能力。雷达在应用了纳米技术之后,不仅体积可以缩小到原来体积的数千分之一,而且可以提高信息获取能力数百倍。纳米技术制造的信息战武器装备比之传统信息战武器的另一高明之处在于,它是
以神经系统为打击目标的,即通过超微型智能化的纳米武器所具有的作战威力能使敌方顷刻间瘫痪。纳米技术制造的精确制导武器,比如纳米导弹、纳米炸弹、纳米鱼雷等,它们的尺寸可以缩至几厘米甚至更小,具有非凡的智能化功能。未来海空战中,可以先派出一架无人小型飞机将数以万计的微机电系统探测器空投到敌水面战舰或潜艇可能活动的海域或散布到空中;紧接着,采用纳米技术制造的、仅几十克重的成百上千枚智能化导弹、智能化炸弹由无人机发射而出,顷刻之间,便打得敌水面战舰或潜望镜状态的潜艇“体无完肤”。纳米微粒材料还能大大提高信息战武器装备的隐身能力,美国研制的超黑粉对雷达波的吸收率可达99%。纳米固体对红外波的吸收率也极佳,用它来制造雷达和红外波兼容的宽谱段复合隐身材料,能使信息战武器装备的隐身技术从单一波段向实用型宽频谱隐身方向发展,减少被对方发现的概率,提高攻防能力。生物技术对未来信息战
同样能产生重要影响。在信息探测方面,利用酶、抗体、细胞等制造具有识别功能的生物传感器,不仅能准确地识别各种生化战剂,通过与计算机配合及时提出最佳防护和治疗方案、而且还可用于探测炸药、火箭推进剂的挥发降解情况,确定敌方库存地雷、炮弹、炸弹、导弹等的数量和位置。弹载微型生物计算机可利用声波、无线电波、可见光、红外、激光甚至气味等一切可利用的直接或间接目标信息,帮助导弹自主地搜索、识别、定位和攻击目标,从而大大提高导弹的命中精度。在信息处理方面,以蛋白质分子做材料制造的生物计算机,不仅体积小、重量轻、能耗小、环境适应性强,运算速度和储存能力比现有计算机要高出数亿倍,而且具有和人脑一样的分析、判断、联想、记忆等智能。它的研制成功必将使军事情报的获取、处理发生质的变化。美国、日本、欧洲和俄罗斯已研究出了蛋白质并行处理器及神经网络等原型器件,有些器件已在军事上得到了应用,
例如俄罗斯有的军用雷达就使用了细菌视紫红蛋白质处理器。据估计美国在3~5年内能大批量生产这种计算机,且造价比半导体计算机要低,因为它所需的生物材料可利用通过基因技术改造的细菌大量生产。在信息战防御方面,微生物技术可以大大提高信息战武器装备的隐身能力。例如,通过对“变色脂”表皮颜色变化机理的研究,研制出一种变色蛋白质纤维,可用它做成变色服,或根据这一原理研究出随环境变化的生物涂料,把它涂在设施、装备、武器、平台、头盔上来伪装自己。还可通过生物技术合成一些可吸收红外、紫外等各种波长的吸波生物材料(如视黄酸聚合物、希夫碱盐聚乙烯)来减少或消除信号达到隐身的目的,提供新一代高效能的作战系统。利用生物技术还可以制造出许多非致命武器。例如,能对军事通信设备、计算机造成严重干扰的导电性生物聚合物;可吞噬计算机芯片材料的微生物等。
    俄军认为,和平时期的信息战是指社会和政府在心理、科学、文化和生产等方面为保障信息安全所采取的行动;战争时期的信息战是指通过信息防护和信息对抗等措施达成对敌信息优势,其中包括指挥控制、预警、侦查监视等军事行动。信息战是两方或多方进行的一种新的战争样式,包括为达成既定目标使用特殊手段和方法打击敌方的信息资源,同时保护己方的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可以理解为在科学发展、人类实践以及其他专门的活动过程中收集和储存的信息总和。战时信息战是指在战争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军队为夺取和保持对敌信息优势,按照统一意图和计划而采取的相互联系的一系列信息保障、信息对抗和信息防护措施的总和。实施战时信息战有三个问题至关重要:①获取有关敌方及其作战条件(无线电电子、气象和工程等情况)的信息,搜集有关己方军队的信息,处理信息并在各指挥机构之间进行交换;②封锁和破坏敌方情报收集、处理和交换系统并
散步假情报;③突破敌方的信息封锁,识别其假情报,采取措施提高己方信息保障的效率。信息优势表现为己方军队指挥和武器控制系统比敌方更为灵敏,拥有比敌方更为完整、详细、准确、即使的信息,能够保障军队实现对敌信息优势。俄军认为,随着武器系统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火力效能的发挥越来越依赖于侦察、监视、通信、指挥、控制特别是信息战等技术系统的支持,电子战与火力战已融为一体,传统的火力突击已被电子-火力突击所取代。因此,电子-火力战将是未来战争开战乃至整个过程中毁伤敌人的基本战法,其主要样式有电子-火力交战、电子-火力突击、电子-火力战役等。例如,在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进攻战役中,考虑到在战争初期敌方将主要使用有线通信(光缆)、无线电中继通信和对流层通信,进行电子战斗的主要兵力在破坏其指挥控制时,开始就摧毁敌方战区通信网的节点、兵团和部队的野战通信枢纽。为此目的,俄军将使用核武
器和火力武器、空降兵、空降-强击分队和特种侦察组。在突破敌方防御线时,根据综合火力摧毁的时节实施电子战斗。在前进的火力保障中,火箭部队、炮兵和航空兵对敌方控制远程杀伤兵器的指挥控制站和电子设备以及航空兵行动方向上的敌防空电子设备实施摧毁,用电子干扰对其进行压制。尤其注意摧毁敌方的侦察-突击系统、精确定位攻击系统和目标侦察系统等,特别注意摧毁敌信息处理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在部队向纵深攻击的火力护送中,摧毁敌第二梯队和预备队的指挥控制站和通信枢纽。地面电子战斗营和电子战斗直升机中队负责干扰当面敌集团和开进中预备队的无线电与无线电中继通信,破坏其战术空军和陆军航空兵向俄军地面目标的引导。在转入使用核武器时,电子战斗的主要任务是降低敌方的核突击效果和保障己方的首次核突击。电子战斗的主要力量集中对付敌方的侦察设备,破坏敌方核突击兵力兵器的指挥控制、防空兵器的控制和压制敌方的报知通信网。在准备核突击时,敌方会加紧地面和空中侦察,并优先使用技术侦察设备,以确定突击目标。在首次核突击前,敌军侦察强度会增加到1.5~2 小时一次。在核武器准备时节,敌战术空军、诸兵种合成兵团和军团、炮兵的指挥控制系统以及核武器供给机关的指挥控制系统会活跃起来。侦察飞机加紧向地面指挥控制站传送侦察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抑制和减弱敌方对俄军部队与设施的突击,集团军用干扰压制敌方战役战术火箭部队、战术火箭部队和核炮兵的指挥控制无线电通信,压制敌方的机载雷达、飞机指挥控制无线电通信和导航系统;集团军与防空部队协同行动,掩护其主要集团和重要设施免遭敌方空中雷达侦察和瞄准突击。在集团军防御战役中,在火力抗击敌军的冲击和火力支援防御部队时,电子战斗的主要兵力用于保障敌方主要突击方向上俄军第一梯队师的作战行动,用于降低敌方坦克、反坦克导弹、火力支援直升机和飞机等作战兵器的效果。为此目的,地面电子战斗营在自己的阵地上压制敌主要突击方向上的指挥网、兵团和部队的通信网、火炮、坦克和空军的指挥控制。防空电子战斗营掩护主要集团、火箭旅和指挥所免遭敌空军的瞄准轰炸,干扰敌低空飞机。该营能够明显降低敌空军的突击效果,干扰低空准确进入目标的飞机。在粉碎突入的敌军或集团军实施反突击时,电子战斗的主要兵力用于破坏突入敌军兵力兵器的指挥控制,用于破坏其与战术空军和陆军航空兵的协同。此外,对地面部队、战术空军、陆军防空兵和电子战斗兵器的指挥控制实施火力突击,用空降兵和侦察组进行夺取和破坏。如果敌方实施空降,电子战斗兵力将集中压制敌空降兵内部通信及其与上级司令部、支援航空兵的通信。此外,对敌空降兵实施“无线电封锁”。在这种情况下,敌空降兵与上级司令部的无线电通信由方面军的兵力兵器实施压制,而空降兵内部的通信则由集团军的兵力兵器实施压制。在转入使用核武器时,首次核突击将集中破坏敌方地面部队、空军和防空部队的重要指挥控制站、通信枢纽及其它电子设施、侦察与电子战斗兵器。这将大大降低敌方的侦察能力以及军队与武器的指挥控制能力。在实施首次核突击时,电子战斗兵力兵器集中压制敌方核部队、航空兵和防空兵的指挥控制系统和设备。此时,地面电子战斗部队的压制目标是敌方核部队和防空火箭部队的指挥控制网、航空兵呼叫网和报知网。防空电子战斗营与防空兵、工程兵、化学兵协同行动,掩护集团军主要兵力、火箭旅和集团军预备队免遭敌方航空兵的侦察和突击。
    俄军认为,随着军事活动逐渐向太空扩展,宇宙空间已成为维系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和影响未来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战场。夺取制天权是未来高技术战争的首要制胜因素。在现阶段,有效利用航天器材为陆战、海战和空战提供各种各种保障,可使战斗力提高50%或一倍。未来高技术战争将首先从宇宙空间开始,制天权是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先决条件之一,并将决定战争结局。太空战主要是在发挥己方航天兵器作用的同时,攻击并毁伤敌航天兵器及其卫星系统。太空作战行动成为现代战役体
系的崭新内容,为此,俄军将宇宙空间划分为三个战役区:100~2000公里为近距离战役区,0.2万~2万公里为中距离战役区,2万公里以上为远距离战役区。太空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抗击敌来自太空的袭击,攻击和摧毁敌航天兵器,最大限度降低敌军事航天力量行动的有效性,夺取并保持太空优势,为大陆和大洋战争区的军队集团遂行任务创造有利条件。俄军强调,为完成上述战略任务,必须建立军事航天力量集团。其编成应根据所遂行的任务而定,通常包括:地面航天器发射和指挥集团、反卫星兵力集团、太空侦察兵力集团和轨道航天器集团。军事航天力量集团将是未来战略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实施宇宙空间军事行动。
    中国军事理论认为,信息战包括6个方面:即对敌方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进行侦察,并防止敌方对己方的侦察;破坏(压制)敌方通信和作战指挥信息系统,并保护己方的类似系统;保障顺利访问全球信息系统,并防止敌方的访问;广泛使用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作为各种作战行动的信息保障手段;建立灵活机动的数据库;计算机再现实时战场。此外,信息战还包括使用依靠信息发挥作用的兵器,建立用于夺取和控制信息的特种作战部队,使用各种信息武器,压制敌方信息系统,欺骗和对抗敌方。中国军事理论认为,信息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信息战指具有信息特色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其特点是使用专门部队和精确制导武器。在作战中使用计算机病毒,以破坏敌方作战指挥系统和通信系统的软件,主动攻击精确制导武器的控制和引导系统,从而大大降低敌方的作战能力。要在战争中广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就要提高获得情报的速度,增加预报
敌方攻击的时间,改善各级指挥员的协同能力,提高部队的机动性,也就是说,提高信息保障的有效性。采用隐身技术的飞机、坦克、舰船和导弹将成为部队的主要作战兵器。运用这些兵器的作战行动将更加迅速,战场将更加激烈。狭义信息战指战场信息战,即军队指挥控制领域的战斗行动。这种信息战包括主动使用侦查手段、欺骗措施、战役伪装、心理战乃至对信息系统、作战指挥系统和通信系统的摧毁,以及保护己方类似系统的活动。

    信息作战的全球性、全维性以及平战共存性特征
    信息战的作战空间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是从宏观上讲,即使是一场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其信息作战也扩展到了陆、海、空、天的广大空间;“其小无内”是从微观上讲,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信息作战都要在电磁空间或网络空间进行。例如,计算机病毒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将计算机病毒调制到电子设备发射的电磁波中,当其被敌方无线电台接收后,即注入敌方的电子系统,并在其中扩散;利用计算机网络中的配套设备传播,通过天线、电源、传感器、驱动器等系统将病毒注入并传播到与主设备相连的计算机中;或通过有线线路传播,即在敌方计算机联网网络的任何一条有线线路上开口并注入病毒,使其向网络内的所有计算机扩散。而且,信息作战还能在脑神经细胞空间进行,通过发射特殊频率的电磁波,干扰和控制脑细胞的电子脉冲,从而控制人类或智能机器人的思维活动。据说另有一种666号病毒在荧光屏上反复产生特殊的色彩图案,使电脑操作人员昏昏欲睡,萌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潜意识,从而引起心血管系统运行状态的急剧变化,直至造成大脑血管梗塞。信息战作战空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无限性和延展性,决定了信息战的主要特征——即平战共存性、全球性和全维性。下面逐一论述这些特征。
    (1)信息战的平战共存性表现在:平时信息战主要用于在战争爆发前削弱敌方的信息资源,由政府宣传机构、间谍和反间谍部门以及信息保障机构实施。其行动目标有军队、平民和社会管理系统等。斗争各方均寻求在保障己方信息安全的同时破坏敌方的个人、社会和国家信息安全。在现代条件下,通过某种途径把特殊设计的软件打入对方网络系统能有效破坏敌方的信息资源,即计算机病毒战。战时信息战是平时信息战的继续,是平时信息战更为公开化、剧烈化和尖锐化的斗争形式,能有效地支持己方整体的军事行动,削弱和摧毁敌方的综合军事信息系统。主要方法有:摧毁敌信息战设施,如派遣突袭小组或特遣队俘虏敌武器系统的操作人员,采取破坏手段使系统瘫痪;对敌指挥所和电子设备实施电子对抗;使用特殊设计的硬件或软件技术破坏敌自动化指挥控制的信息资源,或在战争一开始就对敌国信息系统实施突然的摧毁或封锁;扭曲敌方用以评估战役战略形势和做出决策的信息;对敌指挥控制系统的军官和士兵实施心理战。需要指出的是,信息技术在军队遂行各类战斗任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军队使用信息的数量日益增多,投入信息活动的力量和手段不断增强。信息战的方式方法不但不排斥传统的作战样式和方法,而且能够提高传统作战方式的效能和部队的整体战斗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推广普及,信息战作为一种独立的作战样式的条件已经具备。信息在政府和军队指挥控制系统中的作用日益增长,多数发达国家都拥有强大的信息潜力,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信息战可直接达到政治目的。当前,解决国际冲突的大趋势是避免使用武力,但同时又缺乏实施信息战的国际法律规范,因此研究如何通过信息战手段解决外部政治冲突显得格外重要。组织和实施信息战的基本原则包括:信息战的目的、任务和措施必须服从战役(战斗)的企图和任务;对直接关系到军队战斗行动的信息战任务必须优先完成;在战斗准备和实施过程中,信息战力量可用于多种目的,并应对其进行合理分工;信息战应不间断、秘密地进行。
    信息安全涉及的关键领域包括国防部、总参谋部、各军种主要部门的信息资源,有关战略计划的准备与实施、军队部署和动员以及装备战术技术性能的信息和数据;军工联合体、国家工业潜力的信息资源,军事装备发展的基本方向;军队指挥和武器控制系统及其信息支持;军队的政治状况和士气;与其他部委进行联系的信息基础设施(控制站、联络站、中继站和卫星通讯等)。信息安全面临的威胁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外部威胁包括:各种形式的间谍活动;信息技术活动,例如电子战和计算机入侵等;敌方通过特别行动或利用大众媒介进行心理战;损害国防利益的外国政治机构或经济机构的活动。内部威胁包括:国防部、参谋部门和行政部门中通讯和信息手段的瓦解;特殊信息系统中预谋或非预谋的认为错误;团体和个人意在损害政府利益并降低军队威信及战斗准备程度的信息宣传活动。当军事政治形势恶化时,这些威胁尤其危险。保障国防领域信息安全的主要途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确保国防领域重要目标和设施的信息安全,对信息安全可能面临的威胁及其来源做出正确评估;二是开发具有安全保护性能的指挥控制系统,提高计算机系统的可靠性,以改进信息系统抵御信息入侵的方法和手段;三是建立国防信息安全的管理机构,改进设置战略和战役假情报、开展情报搜集和电子战的方法,改善对抗敌信息宣传和心理战的方法和手段。
    (2)信息战的全球性主要表现在:导弹防御跨责任区的整合;信息作战的某些要素;太空作战;全球打击行动;与全球打击、导弹防御、信息作战和太空作战有关的某些情报、监视与侦查活动;反恐怖主义。这些军事行动超越了传统的地区界限,必须在全球范围的广阔空间活动。例如,当一个遥远战区的导弹攻击地球上任何地点的目标时,需要全球情报、监视与侦察手段和全球指挥与控制手段来整合其导弹防御能力——包括先发制人、防止导弹袭击的进攻能力。信息作战的某些要素同样要在全球范围和国家战略层实现更好的整合,某些信息作战行动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聚焦于地区结果,就会造成不必要的约束,最终无所助益。即使信息作战的影响仅限于一个地区,仍需在全球观的指导下,确保该战区的信息作战与其他战区的信息作战相协调。在信息时代,“全球观常常成为取得成功的必要起点,不管我们是试图向跨战区对象传递信息,为压制远距离
通信而遂行电子战行动,开展计算机网络作战,还是实施军事欺骗计划。即使在一个战区范围内,美国战略司令部也可以整合原先不属于不同机构的职能(如指挥与控制战、心理作战、电子战和计算机网络攻击),使地区性作战司令部更好地发挥作用。”(理查德•迈尔斯:《美军作战司令部应向全球观转变》,美《航空与空间力量》杂志2003年秋季号)。

    太空信息战是未来太空战的核心,它是用太空信息流控制太空物质流(各种航天器的数量)和太空能量流(各种航天器和导弹的威力与效能)的全新作战样式。太空中的各种侦察卫星、预警卫星、导航卫星和军用通信卫星等,作为现代战争的耳目、神经,对空中、地面、海上甚至海洋深处的军事行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目前,天军已经出现,天战武器正在发展,太空信息战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逐步变成现实。由于太空战中所有攻防武器都要依靠信息来指挥、控制,谁取得了太空制信息权,谁就能取得制太空权和战争的主动权。例如,美军95%的侦察情报、90%的军事通信、100%的导航定位和100%的气象信息均来自太空信息系统;俄军70%的战略情报和80%的军事通信依赖于太空信息系统。在未来战争中,太空信息系统将成为陆、海、空等作战力量的倍增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陆、海、空等作战力量遂行的各种作战行动,将越来越依赖于太空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作战信息保障,太空信息战正成为未来军事斗争的制高点。这主要表现为:利用侦察卫星,可全面、准确、实时地收集敌方军事情报,使指挥员能够时刻掌握敌军的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利用通信卫星,可实现全球、全天候、不间断的通信,并且保密性强、可靠性高;利用导航定位卫星,不仅可使己方部队进行快速、准确的机动,而且可提高武器的命中精度,对敌实施精确打击;利用气象卫星,可获取全球气象资料,预报天气形势及其发展变化,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利用测绘卫星,可精确测定地球表面各种目标的位置,从而绘制出详细、精确的军用地图等。正是由于空间信息系统在未来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敌对双方很有可能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的目标。
    信息作战与上述军事行动或军事系统综合成一个体系,形成更高的作战效能,以影响敌人决策能力和保护己方决策能力。信息战体系的理想境界是:体系内的各种探测器(从侦察卫星到舰载雷达、从无人驾驶飞行器到水下声纳装置等)借助信息化的互联网络,为所有需要信息的用户,提供它们所采集到的信息。用户可以按照体系内统一的作战指挥序列和程序要求,对目标和环境作出实时、准确和恰如其分的反应。这种思想是将“信息作战作为一种综合战略使用”(《联合信息作战》),其目的一是形成1+1>2的作战效能,二是减少作战手段之间的相互干扰。例如,火力摧毁和电子战分别攻击防空雷达,作战效果并不理想,而当电子战支援措施与导弹结合为反辐射导弹后,对防空雷达就形成了致命威胁。电子干扰可以压制遥控武器的控制信号,但容易被反辐射导弹所制,而当电子战与网络攻击相结合,通过插入控制数据可以使遥控武器失控,如使卫星姿态反转
或飘移出预定轨道,使无人侦察机被控返回地面。信息作战诸手段之间存在冲突,如不协调则容易相克。电子战会影响己方的通信系统乃至武器控制系统的防护,军事欺骗会从敌方绕道而来影响己方情报来源,从而最终影响己方决策和指挥控制。信息作战诸手段综合,有利于在计划阶段排除相互之间的干扰和对其他作战行动的复合干扰。
    (3)信息战的全维性是指信息作战在宏观与微观领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心理所有领域,陆、海、空、天、电磁的全维空间展开。传统战争中的空间和时间因素,在现代条件下其范围扩大,呈现出高立体、大纵深、全方位的特征,形成了外空、高空、中空、低空、超低空、地面(水面)、水下等多维立体对抗。高技术战场纵深随远战兵器袭击距离增程而扩大,远程打击、纵深打击、电子打击等交战行动呈现出多方向、多角度。全维空间的另一方面就是对战场结构的多种选择,即必须选择能够在战区整个地面和空间同时运用各种战斗力的战场结构。这种结构可能是线式的,也可能是非线式的,或二者兼而有之。其实所谓的线式和非线式战场只是一个表面化的外象,关键是把握这种战场结构的新变化,以及其带来的战场空间统一的新内涵。从古到今,能取得战争胜利的将领和军事家无一不是由对作战方式优化选择而获得成功的。现代条件下,以非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对抗强敌的非对称打击,是一种出奇制胜的招数。超越一切习惯和常规的对阵模式,选择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和方式(如经济战、心理战、计算机病毒战、网络战等)作战,应当成为应对现代战争的一种必要思维。

    美俄等国对信息作战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近年来,美军围绕全维信息战提出了诸多作战理论,以求从各个方面完整地精确地表述信息战的全维性。美陆军于1993年提出了“全维作战”(Full Dimension Operations)理论,力争“在战争和非战争行动的各种可能行动中运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以最小的代价果断地完成任何受领的任务”。2001年6月,美陆军提出“全频谱作战”(Full Spectrum Operations)
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陆军是一支战略陆军和全能部队、是联合部队的平等一员、将以信息作战夺取信息优势、将靠先进技术提高战斗力等。1997年4月,美海军提出“网络中心战”理论,力求通过战场各作战单元的网络化,使分散配置的部队共同感知战场态势,从而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把信息优势变为作战行动优势,使作战行动发挥出最大的作战效能。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在提交给国会的《网络中心战》报告中指出:“网络中心战是通过部队网络化和发展新型信息优势而实现的军事行动。它是同时发生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内及三者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所谓“发生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内及三者之间的战争”,就是全维信息战。2005年1月,美国国防部部队转型办公室发布的《实施网络中心战》文件,对“网络中心战”下的定义是:“网络中心战是信息时代正在兴起的战争理论。它也是一种观念,在最高层次上构成了军队对信息时代的反应。网络中心战这一术语从广义上描述综合运用一支完全或部分网络化的部队所能利用的战略、战术、技术、程序和编制,去创造决定性作战优势。”综上所述,网络中心战是指:通过全球信息网格,将分散配置的作战要素集成为网络化的作战指挥体系、作战力量体系和作战保障体系,实现各作战要素间战场态势感知共享,最大限度地把信息优势转变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充分发挥整体作战效能。可以这样说,美军力图通过“网络中心化”来达成全维信息战。
    美军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信息战理论,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战争效果。尤其是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网络中心战理论得到运用。美军在阿富汗使用了一种非对称的“全信息、强火力、小部队” 的信息联合作战模式,第一阶段主要是夺取战场上不对称信息优势。美军动用了几乎所有的信息技术和装备,从太空的间谍卫星、高空的U-2侦察机到首次使用了最新的“全球鹰”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和“掠食者”无人驾驶侦察机、地面的可根据环境自动改变伪装的传感器,“搭建”起了多维空间的信息收集网络。其次,美军像近期几场战争开始那样以高空轰炸和巡航导弹打击塔利班的指挥系统、通信设施、防空系统和军用机场,瘫痪其战略战役指挥和信息系统。最后,用电子干扰压制手段和精确制导武器有目的地压制和摧毁敌战术信息系统和设施,但保留用于追踪和发现目标的敌信息系统,使敌人既丧失指挥控制能力又不至于完全丧失目标。第二阶段是形成网络中心战。网络中心战实质上是指作战的三大系统,即从情报信息收集与融合系统、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到火力打击系统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抗。通过信息网络将这三大系统融为一体,最终实现从发现目标、形成指令到击毁目标的时间极为缩短甚至近实时化。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通过空中预警
机和海上指挥控制中心的战场信息网络、全球卫星信息网络系统为其精确打击系统构建了信息平台。美军此次在阿富汗,使用的炸弹有60%是从敌军射程之外发射的,使用的无线电干扰设备多数能在敌军射程之外干扰和压制敌人的通信和导弹雷达,能从数千公里之外安全指挥控制网络。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强调网络中心战,突出信息的地位和作用,借助灵敏高效的数字化网络结构将信息收集、指挥控制与通信、火力打击三大系统融为一体,缩短了从侦察发现目标、形成作战指令到打击摧毁目标的时间。美军动用了几乎所有高技术探测手段,建立了天、空、海、陆一体化全维探测网。除在外层空间构成庞大的卫星监视网外,空中同时有低空、中空、高空三个层次的各种侦察飞机对伊军阵地进行扫描,地面上也部署了大量传感器。正是借助全维的探测网,美军夺取了不对称的信息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不对称的火力优势,随心所欲地实施远程打击。为支持对伊作战,美军战前采用了最新版本的“全球指挥与控制系统”(GCCS-J6.0),提高了情报能力,使通用作战图传来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同步。美军利用灵活的指控网有效整合了指控系统,大大缩短打击准备时间。通过网络,指挥官可以同时与下属各级部队进行联络,同时指挥分散在各地域的作战部队,形成整体合力。战术数据信息链主要包括Link-16和Link-11。Link-16可在指挥控制系统与飞机、导弹等武器系统平台之间以及在各作战单元之间传输各种战术数据信息,有效连接信息源、控中心与武器系统平台,实现战场资源共享。该战术数据信息链采用时分多址技术,具有相对导航和抗干扰能力,以中继方式进行通信;Link-11在高频/特高频频段工作,可用于实时交换预警信息、空中/地面/水下目标数据、控制指令以及各单元武器状况信息,并具有一定的保密能力,整个网络在网络控制站的管制下组网通信,采用主从式轮询,可进行超视距传输。“联合火力网”(JFN)由“战术利用系统”(TES)、“全球指挥与控制系统”(GCCS)和“联合作战图像处理系统”(JSIPS)组成,JFN能更快地把情报数据处理成瞄准数据,用于打击移动目标,最终实现使所有人员都置身于网络中,共享通用作战态势图和请求火力支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首次使用了“协同作战能力”(CEC)系统。2003年4月7日,装有CEC系统的美海军“尼米兹”号航母进入指定海域,CEC系统主要由数据分发系统和协同作战处理器组成,是网络中心战概念比较成熟的一个系统,将使海上防空作战发生革命性变化,它将航母战斗群编队中各平台(包括舰艇和预警机等)所装载的目标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武器系统有机联系起来,允许各平台以极
短的延时共享编队内各种探测设备获取的所有数据,使作战系统突破单舰的限制,在编队内实现集成。
    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认真吸取了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教训,大量运用先进的侦察和电子战装备,加强情报侦察,夺取信息优势。为了夺取战场制信息权,俄军共动用数十颗军用卫星,其中,担负车臣战场侦察任务的三颗光学照相侦察卫星分辨率在1米以下,每天对车臣战区进行两次侦察,可及时向地面部队传送非法武装的数据目标;两颗位于轨道高度850公里的电子侦察卫星则昼夜对车臣非法武装头目的卫星移动电话进行监听。战争之初,俄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第六局和俄联邦政府通信与信息署第三局就派出精锐的电子战力量,在莫兹多克建立了无线电电子监听与截获中心,随时将截获的情报提供给俄军,为俄军顺利实施达吉斯坦剿匪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解放格罗兹尼的行动中,俄军电子侦测分队成功地破译了非法武装的通信密码,进而对监听到的情报进行分析,及时掌握了非法武装在格罗兹尼东南部地区兵力部署、指挥所位置及总兵力1300 余人等情况,为俄军制定正确的进攻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俄军还使用A-50空中预警机、苏-24、米格-25 战术侦察机、“蜜蜂-1T”无人侦察机、“织女星”等先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系统,提高了战场信息获取能力。为控制制电磁权,俄军还实施积极的电子战,运用电子战飞机及其他手段,对非法武装防空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实施定向强干扰,压制电子辐射源,干扰通信指挥联系。同时,俄军还加强对大众传媒的控制,成立了北高加索反恐怖行动临时新闻中心,负责全面管控战争情况报道,加强新闻监督,实施舆论战,从而牢牢掌握了战场制信息权。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充分发挥航空兵和炮兵的远程打击威力,实施精确火力突击。参加车臣行动的航空兵部队组成了组成了北高加索联合航空兵集团,内设有司令部和作战指挥中心,以密切指挥协同。此次军事行动中,俄军通常不大规模使用航空兵,更不实施密集火力突击,而是小批次、多方向和不间断地出动航空兵,多采取双机编队,使用空地导弹和非制导炸弹连续对敌支撑点和火力点实施精确突击。为提高空中突击的精度,减少对平民造成的附带损伤,联合战役集团特别强调在对敌目标突击之前,必须反复进行周密的侦察。通常是首先实施地面侦察,而后使用无人侦察机进行空中侦察,最后还要出动侦察机、直升机实施补充侦察,直到确已查明目标性质后才实施突击。空中火力打击力量主要由苏-24 战斗轰炸机、苏-25 强击机、米格-29 战斗机等构成。其中,苏-24 配备有远距离导航系统及光-电武器系统,使用地形跟踪雷达,可携带多枚精确制导和非制导炸弹;苏-25 装备了先进的测向雷达、反辐射导弹等;米格-29 采用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装备有“黄蜂”相控阵前视雷达、毫米波引导瞄准雷达和机身尾部的侧视雷达,可同时扫描、跟踪16 个目标,携带多种对地攻击精确制导武器。此外,米-24武装直升机装备有甚高频和特高频无线电通信设备和“突击”型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卡-50 近距支援武装直升机携带有12 枚高精度反坦克导弹。战争中,俄军主力部队在进行正面作战的同时,还投入特种部队,在车臣非法武装的心脏和纵深摧毁或破坏重要目标,引导纵深火力打击,在敌后方制造混乱。
    为实施精确突击,俄军仿效北约“联盟力量”作战的特点,联合使用航空兵、炮兵、战役战术导弹和各种精确制导武器,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基地和通信、交通设施进行远程突击,最大限度地削弱敌抵抗能力,为地面部队推进创造条件。炮兵装备了大量的152 毫米“姆斯塔河-C”自行榴弹炮,广泛使用“红土地”和“勇士”等激光制导炮弹实施精确突击。强调实施远距离火力毁伤,炮兵配备了122 毫米40 管“冰雹”式火箭炮和220毫米16 管“飓风”式火箭炮等远程火炮,先实施密集火力突击,最大限度地发挥炮兵的远程毁伤效果,而后地面部队才向前推进。当非法武装抗击猛烈时,地面部队迅速回撤,召唤炮兵和航空兵以远程火力实施集中突击,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此外,炮兵还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多种战法,取得了显著效果。一是通常不编组炮兵群,而是分散使用,给每个强击群或突击支队加强一个炮兵连。炮兵连还使用了新型的便携式和车载式炮位侦察雷达等配套设备。炮兵根据一线营长的召唤,及时对敌实施突击。二是通常不按传统的火力毁伤战法实施火力突击,而是强调昼夜不停地对敌实施“扰乱射击”,以疲惫地人,耗其士气,使敌无法采取有组织的行动。三是首次使用了地幅-目标的火力毁伤方法,给连以上合成指挥员提供组织炮兵侦察和实时火力毁伤的指挥权,最大限度地缩短炮法武装在格罗兹尼东南部地区兵力部署、指挥所位置及总兵力1300 余人等情况,为俄军制定正确的进攻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俄军还使用A-50空中预警机、苏-24、米格-25 战术侦察机、“蜜蜂-1T”无人侦察机、“织女星”等先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系统,提高了战场信息获取能力。为控制制电磁权,俄军还实施积极的电子战,运用电子战飞机及其他手段,对非法武装防空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实施定向强干扰,压制电子辐射源,干扰通信指挥联系。同时,俄军还加强对大众传媒的控制,成立了北高加索反
恐怖行动临时新闻中心,负责全面管控战争情况报道,加强新闻监督,实施舆论战,从而牢牢掌握了战场制信息权。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充分发挥航空兵和炮兵的远程打击威力,实施精确火力突击。参加车臣行动的航空兵部队组成了组成了北高加索联合航空兵集团,内设有司令部和作战指挥中心,以密切指挥协同。此次军事行动中,俄军通常不大规模使用航空兵,更不实施密集火力突击,而是小批次、多方向和不间断地出动航空兵,多采取双机编队,使用空地导弹和非制导炸弹连续对敌支撑点和火力点实施精确突击。为提高空中突击的精度,减少对平民造成的附带损伤,联合战役集团特别强调在对敌目标突击之前,必须反复进行周密的侦察。通常是首先实施地面侦察,而后使用无人侦察机进行空中侦察,最后还要出动侦察机、直升机实施补充侦察,直到确已查明目标性质后才实施突击。空中火力打击力量主要由苏-24 战斗轰炸机、苏-25 强击机、米格-29 战斗机等构成。其中,苏-24 配备有远距离导航系统及光-电武器系统,使用地形跟踪雷达,可携带多枚精确制导和非制导炸弹;苏-25 装备了先进的测向雷达、反辐射导弹等;米格-29 采用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装备有“黄蜂”相控阵前视雷达、毫米波引导瞄准雷达和机身尾部的侧视雷达,可同时扫描、跟踪16 个目标,携带多种对地攻击精确制导武器。此外,米-24
武装直升机装备有甚高频和特高频无线电通信设备和“突击”型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卡-50 近距支援武装直升机携带有12 枚高精度反坦克导弹。战争中,俄军主力部队在进行正面作战的同时,还投入特种部队,在车臣非法武装的心脏和纵深摧毁或破坏重要目标,引导纵深火力打击,在敌后方制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