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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拟经济看现代战争的实质

 

作者:王伟(网友天地)   首发于2008年中国防务新媒体论坛

 

    作者简介:王伟,26 岁,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电子专业,本科学历,现为自由撰稿人,主要文章发表于《舰载武器》杂志。

    摘要: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的根本在于经济,因此同样可以说,战争是经济的“延续”的延续。如此,伴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战争的核心内涵也必将有所改变。自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资本的成长实际上是伴随着战争一起走过来的,每当资本主义世界被危机所深深困扰着的时候,战争就会不期而至,猝然降临。自上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的比重逐步超越了实体经济,由此,现代战争的战略着眼点,也随之开始改变。

    关键词:经济形态、虚拟经济、铸币权、战略决策

经济形态与霸权模式

    涉及到国际秩序,或者说是世界利益分配的框架问题,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霸权的现实存在——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将“霸权”视作是不含褒、贬之意的一个中性词。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霸权,都会拥有一个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经济形态作为依托。同时,这一经济形态也就成为了讨论国际间所有框架的立论基础。
    历史上的霸权,以此大致可以划分为几种形态,首先是陆上霸权。陆上霸权主要依托农耕、游牧,也就是“物产经济”,它的霸权基本方式是占领,因为只有靠占领土地才能获得物产,它完成这种占领的主要是帝国的步兵和骑兵,水军或者还包括海上军事力量的使用都要围绕着陆上作战进行;马路、驿道是那时帝国的神经和血脉,中央权利扩张的幅度必须受到步兵、骑兵的行动方式和速度的限制,而这种扩张的成本非常高,控制的效能则会随着距离的延伸而以很快的速度衰减——蒙古人曾征服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但这个帝国的面积显的过于巨大,已经超越了当时控制手段所能触及到的极限,这可能也是其无法长久存在的一个原因。经典的陆上帝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都只能控制欧亚大陆的某个局部,都算不上是全球性的帝国。这种陆上霸权大概维持了一、两千年左右的时间。
    第二种则是海洋霸权。公元1500 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使得物产经济开始向“物流经济”转变,由此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最终推动产生了帝国主义。这种霸权主要依托商业和贸易,其基础和获利方式都是依靠物流经济,从葡萄牙王国、西班牙王国、荷兰,一直到英帝国,以及美国的早期,都属于海洋霸权,它的暴力特性或说是军事力量使用的着眼点在于控制物流通道,从全球角度看,在克服大的地理障碍方面海军要强于陆军,它依托于海洋这种质地均匀的介质,可以得到更快的反应速度,而且在马汉的“海权理论”出现之后,海洋霸权国家是通过只控制航道要点来控制海洋,再控制物流,因而这种帝国的成本要比陆上帝国更低,所以,在那时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日不落帝国”。
    自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主导模式开始由物流经济向“虚拟经济”转换,那么现在出现的这个霸权,就应该是“货币霸权”,如果从霸权的暴力特性,这样的霸权可以不用去占领,甚至连过去已经控制的要点也可以放弃——美国最终可以下决心放弃南越、苏比克湾,因为这还不至于伤及其根本。但她必须要掌握资本的流向,控制“资本流”才是“货币霸权”的基础特征。
    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伸手可触的实物之上。与农耕时代不同,现代人可以在这一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规则,所需自有资金并不用太多就可以滚动起来做出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很不容易,没有银行,做大生意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形象地说,现代金融体系就是为经济事务装上了轮子,而在此之前,经济的发展则像是直接在地面上拖动一件东西。而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说,一国对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成倍的放大或缩小他对实物资源的掌控能力——从现代经济的角度说,一个国家的霸主地位的确立,主要取决于他的市场容量和他所掌握的金融资源,而后者的核心则在于对国际贸易中铸币权的掌握。

美国货币霸权的建立

    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最初是靠殖民立国的,而美国则是考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立国的。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是在20 世纪初期,而此时距离他取代英国霸主地位尚有约40 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的英国金融网络遍布世界,借助英镑,英国正掌握着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无论他是处于卖方还是买方,以此轻松享受着世界各地的产品。
    在一战期间,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欧洲各国的黄金通过贸易顺差迅速的向美国聚集,而黄金起码在当时还是一国金融体系的信用支点。至一战之后——确切的说是1924 年至1928 年之间,由于战争严重的透支了国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剩余的黄金已无力再继续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流失,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事实上已经被禁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而在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 余个国家则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在那时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进一步的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国法郎之上,这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的扩散开来。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金融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而当时美国仍然在流通领域使用金币,至此,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涨,并且最终这一消涨通过巴黎和会在国际政治上得以体现。
    欧洲金融力量的下降很快反映到了实物经济上,正是由于金块本位制度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 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 年10 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31 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31年7 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至9 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被迫相继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33 年3 月起,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下,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以大量的货币供给和投放来“创造”有效需求,开始走出阴影,至1939 年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除了纳粹党集权下的德国之外,制度僵化的西欧各国都仍还处于一片萧瑟之中——而这,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以及理由。而二战的爆发,从金融角度说则意味者欧美之间力量的又一次“此消彼涨”,最后质变的标志性产物,就是战后由美国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战结束伊始,欧洲和日本几代人积蓄起来的城市和工业体系化为乌有,而远离战火的北美大陆,在一战以后又一次成了财富的最佳避难所,美国1945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100 多亿美元,国民的现金储蓄达1290亿美元。至 1948 年,美国在西方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更进一步增加到了56.4%,英国则只占到11.7%,而日本仅仅占1.5%;同期,美国对外贸易额占西方世界出口贸易的32.5%,而英、法和日三国加起来还占不到15%;除此之外,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到西方世界总储备的66%以
上……
    西欧国家以及日本要想恢复元气,恢复已经化为瓦砾的产业体系,那只有从美国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那么,就必须储备有足够多的美元来完成国际贸易的结算。于是由美国的财长助理怀特出面提出了一个货币计划,1944 年的8 月,45 个“同盟国”财长或其代表聚集到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村,就前面提到的货币计划签署了最终协定,随后于1945年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协定概括起来,即美元与黄金挂钩,每三十五美元等于并可兑换一盎司的黄金,其他各国的货币根据其黄金储备量和货币发行量确定其与美元的汇率,即所谓的与美元和黄金“双挂钩”。对于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各国政府只有在百分之一的范围内进行调整的权利,否则IMF 有权进行干预;哪怕是本国确实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个调整的范围如超过百分之十时也必须经过IMF 的同意,否则IMF 有
权停止其获得美元贷款的权利。而在当时一个西方国家一旦被IMF 停止借款,就意味着失去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实际上已经禁止了黄金的输出输入,所谓“双挂钩”事实上就是跟美元挂钩,然后再由美元与黄金挂钩兑换,各国只能靠储备美元来保证其货币的信用,美元实际就是等同于黄金的一般等价物,美元体系就此确立。
    从货币霸权的角度看,一战爆发至二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其实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手中“移交”的过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完全接手了国际贸易的铸币权,美元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这则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而隐患也随之埋下——美元具有了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上讲这个地位最终不被滥用是根本不可能的;其次,当时西方阵营各国的货币都死盯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到其它各国;除此之外,在1943 年至1944 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的浮动汇率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次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的经济危机中,使得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这就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朝鲜、越南战争与“双赤”经济的产生

    在此之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大量的美元通过贷款的形式到达了欧洲国家的手中,美国的货币霸权至此成形。而在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通过大量印制美钞,向西欧和日本定购军品装备,事实上就是借助货币霸权来向别国进行战争融资,让别国为美国人的战争买单,而同时也使得西欧国家和日本储备了更多的美元。朝鲜战争第一次让美国的政客们如此直接的以金融手段实现了对国际框架的影响,当然,这次体验并非是很美好的。
    之后在越南战争中,为了应对战争巨大的开支,美国同样采取了增印美元的融资手段。如上一节文中所述,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美国借此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单纯依靠印制钞票来获取实物贸易之外的额外利益,而一旦这一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那么就意味美国的国家信用被过度透支,其结果便是金融危机——早在1960 年,由于之前朝鲜战争中美国超额印制美元,使得西欧各国手中的美元从“不足”变成了“泛滥”,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在10 月份,中东原油价格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使之演变成了伦敦交易所中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 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建立“黄金总库”才初步恢复了美元的信心。而为了应对在东南亚的庞大开支,美国又一再的超额发行美元,而这一次要比1960 年严重的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 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 亿美元,而到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 亿美元,而黄金储备则降至102 亿美元,加之第一次美元危机在人们心中的阴影,1968 年与1971 年先后出现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 年8 月15 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的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核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
10%的附加税——而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则意味着美国国家信用支点的垮塌。而1972 年6 月与1973 年2 月又连续出现两次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各国储备货币开始多样化,美国独占的铸币权开始向德、日等国分散。
    除此之外,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富产石油的中东, 60-70 年代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牵制在了这里,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的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这就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同时也让中东的欧佩克组织得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就进一步的抬高了油价,反过来加剧了美元的困境,使得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在这一恶性循环的连续打击下,整个美国的国民心态都处在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这一“恶性循环”最终于1981 年开始走向终结。当时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大幅提高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同时降低商业活动中的税负。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去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而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经历了一段僵持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了从收缩进入反击,一时间全球战云密布,而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 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之多。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 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块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这便是通常所说的“双赤字经济”。
    而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就此形成:上世纪80 年代往后,西欧国家及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他们的国内市场饱和线很容易的就达到了,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就成为了拉动各个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按常理看来非常奇特的现象:一面是,制造业领域不断萎缩、早已“债台高筑”的美国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的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而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
    但是,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中东石油危机,上述若干历史片段仅仅是一个“引子”,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它们只是将历史发展引入一条必然轨道的一个偶然因素。世界资本主义曾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但在这两个历史阶段,资本家还是以生产实物产品为主,金融则只是依附于实体经济的一种衍生品。因此,那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问题,都还是围绕着实物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产生的,具体得说,就是资源与物流通道。但是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至70 年代中期,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一旦进入到这一时代,从实体经济角度讲,利润的增长空间就已经到头了,出于对利润近乎本能的追逐,资本便开始具有从实物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美元脱离黄金,意味着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浮动汇率主导的时代,各个国家从理论上说都有了不受限制的增发货币的能力,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开始急剧膨胀,并最终成为了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只要炒作就可以赚钱,谁还会再去造实物商品?。
    1970 年,在美国的货币交易中与物质生产和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仅5 年,就演变成“倒二八”,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交易比重只剩下20%,根据有关资料,到1997 年已经只剩下0.7%。1985 年~2000 年,美国的物质生产只增加了50%,但是货币却增长了3 倍,也就是说,货币增长率是物质生产增长率的6 倍……通俗的说,就是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为这之前各国都大量的持有它,而且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经济体拥有如美国那样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因此也就不具有可以支持起一种世界货币所需的国家信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美国仍然掌握了国际贸易中的铸币权,只要印制美元,就可以从别国换得实物商品,而美国支付的则是由美联储印制的平均成本4 美分一张的绿纸片,只要美元宣布贬值,那么美元持有者的一部分财富立时便会消失,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铸币
税”。而美国庞大的金融市场,和国家安全保障,使得卖主把手中得来的美元又放到美国玩“钱生钱”的游戏性价比最高,这就使得花出去的美元又回流到了美国,用于下一轮贸易的结算……。物流经济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剥削的对象先是殖民地,后是第三世界国家,而货币经济时代,利用货币霸权,包括欧洲、日本在内的工业国事实上都是美国的剥削对象。

科索沃战争背后的“资本流”

    战后,伴随这工业体系的恢复,西欧国家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没有停滞过。至1993 年,欧洲一体化开始了一项实质性的举动——统一货币。93、94、95 近3 年来,各国为了达到统一货币的基本要求,财政紧缩的力度不断加大,这引起总需求下降,进口减少和失业率上升。到1997 年,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在GDP 中的平均比重,已从1993 年的6.4%降到2.4%。理论上说,一国经济如果处于紧缩中则本币应趋于坚挺,但实际上自1995年以来除了游离于统一货币之外的英镑外,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比值却是一路下跌,1997 年末与1995 年末相比,马克下跌了27%,并曾一度超过30%,法郎下跌了25%,有些欧盟国家本币贬值的幅度更大。由于“欧洲汇率机制”是大部分欧盟国家的货币都与马克挂钩,马克对美元贬值,就意味着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货币都对美元贬值。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欧元区各国投资者对启动欧元后其币值的走向难以把握。首批进入统一货币的11 个国家经济发展层次拉开的太大,而直到1995 年许多成员国包括德、法在内,与启动欧元所规定的4 条标准都仍有很大差距,出于对各国在启动欧元时难以同时达标的考虑,1995 年5月欧盟执委会公布了统一货币的“绿皮书”,允许成员国以“多速度”进入统一货币,实际上等于放松了统一的标准,而1995 年12 月在马德里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欧盟各国不仅一致赞同“绿皮书”方案,还再次宣布了按时启动欧元的决心。这种前后矛盾、一波三折再加上德、法两国关于欧元领导权的扯皮就使许多人对欧元的前景心存疑虑,为了躲避统一货币的风险,于是大量的欧洲货币被兑换成美元以及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由此引起了欧洲货币在1995 年以后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巨大的货币环流从欧洲向美国的流动。到底有多少欧洲金融财富转换成美元这里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是可以粗略估算一下。那时欧洲的金融财富有28 万亿美元,如果按欧洲货币对美元的平均贬值幅度大于25%计算,估计大约有7~8 万亿美元左右的欧洲财富流向美国。欧洲国家货币贬值的程度并不比后来亚洲国家在金融风暴中贬值的幅度相差很多,之所以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主要是因为贬值的过程隐藏在欧洲国家主动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后面,是靠政府硬撑着才没有引起股市与楼价的大幅度下跌。
    这最终引起了至少两起“链式反应”,其一是使得和美元挂钩的亚洲各国货币变相的升值,这颗定时炸弹最终酿成了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其二,大量货币财富突然涌入美国。后者是创造那时美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由欧元区国家流出的资本大量涌入美国的证券市场,美元因此严重背离了其实际价值,美国经济的通胀率虽然很低,但资产价值的膨胀率却超过了1929~1933 年大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这种情况极类似于日本在80 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情形。而且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情况与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到打击的5 个危机国家相似,美元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背离的程度越来越严重。1997 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1660 亿美元。
    所谓泡沫,就是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间的不相符,严格的讲,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没有泡沫的,在物流经济时代,通过经济规律和宏观调控,可以使之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一旦失控,突然间的变化就会爆发经济危机。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脱钩,使得其运转周期不再受制于实物商品生产、消受周期,原先的远期收益现在可以立即变现,其获取利润的效率成几何数量级增加,但同时,其潜在风险同样会成倍增长——国际证券交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投资人的耐心最多不会超过两周”,任何短暂的资本断流,都可能会引发一次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来自欧洲的资产使得美国资本市场的泡沫被吹得过于庞大,股市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持续注入,经济链条就要断掉,而如此庞大的泡沫,所要吸纳的资金将是十分巨大的。而在1999 年的1 月1 日,欧元在欧洲资本大量外逃的情况下仍然顺利发行了,欧元区整合了一个4 亿多人口的比美国更为庞大的消费市场,一种准世界货币出现了,很快,中东产油国表示出了以欧元进行贸易结算的意象,铸币权开始向欧洲人手上滑去。
    而在同年3 月27 日爆发的科索沃战争,恰恰为美国人化解了这场危机。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其幕后决策的具体事宜,但仅就最终的客观效果而言,美国无疑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战争爆发于欧元区以外资本边缘,间接造成欧元前景模糊不定,当年的欧元与美元比值从1.1:1 降到0.9:1,从而使得欧元的信用力大为削弱,造成了新一轮的资本外逃开始了,截至次年3 月份,共计有超过1 万亿美元的欧洲资本进入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
    如此,假设控制资本流向是美国战略决策的着眼点,或至少是着眼点之一,那么仅从正常战争的最终结果来看,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而科索沃战争对美国而言,则应该可以说是一场“高度可控的”战争,其中的不确定因素相对而言并不是很多。
    此外,1999 年游离在欧洲的国际热钱达到了5000 亿美元,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后,大量热钱迅速转移到了香港,而1999 年5 月9 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国际形势骤变,这又迫使当时在香港的热钱又转移到了纽约。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当年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从动机上而言也就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中东地区战争的虚拟经济因素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因为失去了黄金的信用支撑,开始急速的贬值,从1971 年到1980 年,金价从35 美元一盎司疯长到850美元,翻了24 倍!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到了经济动荡。此时的美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个新的信用支撑,而答案就是石油。1974 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一连串的对中东国家的访问,其目标,就是要迫使欧佩克组织接收以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结算的唯一货币,而在1973 年的10 月25日,以色列在美国的插手下刚刚打赢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很快,美国从和其关系密切的沙特王室(其绝大部分资产都在美国)身上打开了缺口,沙特政府同意采用美元作为唯一结算货币,并将获得的美元以投资的形式再次回流到美国,之后,还是由沙特政府出面说服了欧佩克其他成员如此行事。
    现代工业体系不可能离开石油,而当这个星球上有2/3 的石油需要以一种特定的货币来进行结算的话,那么这种货币就会成了所有国家都必须储备的货币。本世纪以来,国际贸易中的70%都在以美元进行结算。中东的石油美元和美国的货币霸权绑定在了一起,任何可能动摇“石油美元”的举动,都将是美国所难以容忍的。
    除此之外,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权还曾被美国用于打击前苏联的经济。由于沙特的主导因素,使得当时国际原油价格常年低于35 美元/桶(在俄罗斯冻土区域同样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开采成本约为每桶20 美元,而中东沙漠地区只要5-7 美元,近海地区也不过25-30 美元),连续打击着前苏联的石油出口——由于工业体系不均衡,而军工受政治影响,一直以来苏联真正在国际市场拿的出手的只有能源产品,只有通过能源出口换得轻工业品和农产品,才能抵消苏联产业结构不均衡的缺陷,由于能源出口受挫,苏联不得不用黄金来进行进口贸易的支付结算。终于,在上世纪的80 年代末这种打击直接导致了卢布信用加速崩溃。
    美国的全球战略历来由三大要素构成:即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要素的优先次序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有所不同,或者交叉重叠。冷战时期,两大集团的对抗使得美国必然将安全因素置于首位,并与意识形态因素紧密相关,经济因素则位居第三位。而随着苏联的解体,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而意识形态问题在苏东剧变之后也开始淡化,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因素在其战略决策当中,必然要被提到首位,而现代虚拟经济模式,则又决定了:对国际资本流向和国际汇率的控制权应该成为战略决策的重中之重。这也正是,上一节中笔者提出那个假设的依据之一。
    除科索沃战争以外,爆发于其之前的海湾战争以及之后的伊拉克战争,也都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资本因素对战略决策的影响。
    由于两伊战争,截至1990 年,伊拉克政府仅欠科威特的债务就已经高达140 亿美元,为了化解巨大的财政危机,同时也是在“泛阿拉伯主义”野心的驱使下,科威特时间1990 年 8 月 2 日凌晨 1 时,伊军越过伊科边境,占领了科威特全境。从大势的角度说,萨达姆此举客观上对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构成了潜在危险,而更具体的影响则在于: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投资者的观望态度曾使纽约股市遭受严重打击,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在3 个月内下跌了15%以上。可是当事态日益清楚地表明美国及其盟军会强力出兵干预时,美国股市随即出现反弹;随着沙漠风暴行动的开始,油价应声大幅下挫;随着联军转入地面进攻,伊拉克的失败成为定局之后,股市出现了大幅飙升。不仅如此,整个美国经济环境也由此得到了大幅改善。
    联军在巴格达城下“恰当好处”的结束了战争,这使得美军在海湾的确得以长期驻扎,与其说美国此举牢牢的控制了中东石油,不如说是牢牢控制了国际贸易中的铸币权。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国际局势缓和,西欧诸国以及日本等过对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依赖程度大大的减轻了,经济领域的矛盾开始变得明显起来。面对这些国家,通过直接的军事冲突来维系货币霸权是难以想象的,而仅靠经济领域、生产技术领域的竞争,美国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那么,通过军事霸权间接的来维持货币霸权就是最佳的方案。
    1990 年的海湾战争强化了美国对国际贸易中铸币权的掌握,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则通过欧元区外围的战火,间接打压了欧元,保障了美国手中的铸币权不被西欧国家所稀释。而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则可以视作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欧元区贸易额的2/3 来自于欧盟内部贸易,科索沃战争之后,欧洲地区在当时,事实上已经不再存类似的“边缘区域”,那么只有中东的战火可以使欧洲的投资者感到不安了——争夺铸币权的手段无非两种:一种是“我比你好”,在美欧经济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这不太容易做到,时间上也不容许;第二种则是“你比我更差”。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遭受了重创,又被连续的制裁、核查折腾的奄奄一息,是“边沿区域”上一颗软得不能再软的“柿子”。而自2000 年起,由于欧元对美元升值,为了获得更高的受益,伊拉克开始以欧元进行石油贸易的结算,而这又引起了多个产油国的注意,直接触及到了石油美元——战后的伊拉克新政府第一个动作就是在石油贸易中以美元取代欧元。除此之外,对萨达姆政权的军事打击和政权颠覆,对其他中东国家必然具有威慑的意味。
    至此,我们会发现,美国的货币霸权与其战后几场战争之间的关系曾发生过一种微妙的变化。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靠美国的货币霸权为战争进行融资,而其直接目的则在于地缘,在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仍然是靠货币霸权下的虚高财富来支撑,但目的却简化到只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在于维系货币霸权。相对于地缘政治考虑,我们不妨称这种战争为“币缘战争”,战争的打击对象和真正的目标未必就一定重合——总是说现在美国打仗是专捡“软柿子”捏,战场上的对手如何还可以挑挑拣拣呢?奥秘就在这里——这种“边缘区域”往往是存在选择余地的。而自上实际九十年代以来,“币缘战争”发动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并非是美国势强的表现,相反,这恰恰说明美国通过其自身内部调整来延续现有经济模式正常运转的能力日趋衰弱。

启 示

    我们的话题始于经济问题,最终也还要归于经济问题。上一节文末提到,频繁发动战争是美国国势衰弱的表现,那么,这种衰弱的源头何在?
    关于这个话题,需要从一个概念开始说起——“成本”。
    “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这句话来自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章。这里所指的,是机会成本,这是一个有别于我们通常印象的概念。
    经济学强调人总是面临着选择,比如上大学或者高中毕业就去工作,把钱存银行或者投资股市。机会成本就是因所做的选择而放弃的替代物的价值,而会计成本,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成本,则是指账面上的花费。

    再进一步说,我们都知道,个体间的差异,客观上是永远存在的:假设有A、B 两种产品,有甲、乙两个人,如果只单独生产一种产品的话,甲的生产能力是,每年产A:100 个,或者B:60 个;乙的生产能力是,每年产A:80 个,或者B:20 个。那结果应该会怎么样?乙被淘汰出局吗?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答案是不会。如果平均分配生产能力,那么每年甲可以得到50 个A 产品和30 个B 产品,乙可以的数量分别是40 个和10个。而假如:乙将全部力量投入到A 产品的生产中;同时,甲把出产能力的四分之一投入到A 产品的生产中,剩余的精力用来生产B。那样的话,甲所得到的是:A:25 个,B:45 个。乙所得到的是:A:80 个。此时,如果乙以30 个A 产品换甲13 个B 产品,结果会怎么样?
    甲最终获得,A:55 个,B:32 个。乙最终获得的是,A:50 个,B:13 个。没错,甲、乙最终获得的产品,都要比“各自为战”的时候多。
    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双方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就会用同等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社会总产量。由于A、B 这两种机会成本互为倒数,所以没有谁会在两种产品上都有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说,生产活动不断的扩大其涵盖范围,直至生产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国家的开放也是必然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双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小而全的建设是没有必要的(至少,在一国范围之内,各个省市这么搞,是一种效率底下的做法)。
    然而,现实显然没有上面说的那么美好,伴随这全球化而来的,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并未随着国际贸易而减少,问题出在哪里呢?
    还继续使用上面的那个例子,我们改变一个前面的假设条件。假设乙只能生产A 产品,结果会怎么样?那样的话,甲一定会问,“凭什么你的30 个一定要换我13 个?”,为什么不可以是7 个?5 个?或者是1 个?
    这就是道理所在:比较优势并非指在某些领域具备优势,而是同样具备生产能力的两方或多方之间的资源优化,或者叫产出最大化。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双方的可替换性——虽然效率不同,但是大家都会做。假如具备这一前提,那么,发展自由贸易就是合理的选择。而一旦某一方不具备某种生产能力,他就没有资格在这个比较优势的圈子里玩。只有具备全面的产业能力,并且具有全面的产业结构的国家才有资格成为比较优势俱乐部的主人。发达国家制造业为GDP 所作的贡献一般不过百分之二三十,可是,这“百分之二三十”恰恰居于核心位置,各种金融游戏,也就是前文中反复提到的虚拟经济,无论花样如何翻新,根基都在这里。
    由于国际贸易中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在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上不具备“可替换性”。 现实中,那种基于比较经济学的,理论上的双赢往往是无法实现的。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世界经济中利益分配的不平等,科技发达的国家有资格抬高本国劳动力价格,同时压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
    这就带来了所谓的“马太效应”—— 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转移支付来抹平这种贫富差距。而在国际范围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发达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只能是越来越大。
    当然,这只是从一个静态的角度来说的。任何一个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愿意束手待毙。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可以在各个领域压制发展中国家,其核心优势就在于实物产品生产能力上的不对称性,即其核心优势其实是制造业上的优势,各种“钱生钱”的金融游戏终究是这一优势下的外延产物。
    而现在的问题在于:第一,发达国家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几次“技术革命”,使得发达国家始终保持这制造业上的不对称优势。最近一次,即美国克林顿时代的经济繁荣,是由信息技术拉动的。IT 也对人们的生活确实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拉动效果也基本已经到头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基于技术创新下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各项新技术,炒作的成分都远大于其实际效果。第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赶了上来,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中国。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使得发达国家手中的“不对称优势”不断的被压缩——发达国家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平均约为30%,因此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上的差距并没有账面上经济总量那么大。同时,国际贸易中工业品价格被拉低,资源类产品的价格被拉高,所受益的不只是中国,而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实体经济相对力量的变化,最终则是动摇了发达国家金融的根基,由此,一场深刻的危机随之而来。近段时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这里。这一次首先是发达国家的大麻烦,主要则是美国的大麻烦,因此她需要输出危机,所以才会出现滥发美元,搞全球通胀。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现在同样会非常不好受,但是这一次于98 年金融风暴不同,这一次大伙都被卷了进来,只要能不垮,能坚持的最后,那就不仅仅是幸存者,而且是胜利者。所谓:能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能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
    从这个角度看,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一切战略决策,其基本着眼点必然要在于经济,更具体的说,一是延续国内的稳定环境,二则是进一步推进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强化实体经济。

参考书目:
《新战国时代》(乔良,王湘鏸,李小宁,王建)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问题研究》(柳剑平)
《大外交》(亨利.基辛格)
《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亨利.基辛格)
《国际关系史》(刘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