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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与国际政治架构变化

 

作者:王伟(网友天地)   首发于2008年中国防务新媒体论坛

 

    摘要:自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所走过的是一条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其中大致有过两次大的转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将帮助我们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对目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所把握。
    而伴随着国内经济领域台阶性的变化,中国在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一体系本身,同样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正在发生着深远的变化,国际政治架构因此也必然要随之改变。

    关键词:经济转型、制造业、通胀、产业输出、对外战略调整

中国经济的两次转型

出口导向性经济模式的建立

    1976 年,在经历了十年政治动乱之后,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最终成为了当时中国官方及民间的共识。而自上世纪80 年代起,以经济的视角看,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节。1978 年之后,以及整个80 年代,在选择何种经济模式的问题上我们都还处于一个摸索、争论的阶段:从“量”的角度说,分歧的核心在于,“市场”与“计划”两种成分在中国经济中的比例,分别应该是多少;
    从“质”的角度说,则是选择用“计划”来完善市场经济,还是以“市场”来补充计划经济的问题。
    而至1992 年,以邓小平南巡为这一阶段的结束标志,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最终敲定了,即: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由此,中共高层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思路开始逐渐的清晰起来了,思想统一性的问题至此已经解决,而且是建国以来解决的最好的一次。所谓的“中国特色”,在此间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从组织模式而言:“市场化”是在某一层级展开的,而且每一个步骤都是在小心翼翼中进行,任何异样都会引起高层一连串的会议讨论。而在此之上的层面,国家并没有放弃政令式的控制方式。

    从运转模式而言: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以财政政策控制宏观经济手段就在于政府开支的大小。如果消费关口是经济增长瓶颈,政府就增加财政预算,消费掉生产过剩的部分;如果生产是瓶颈,政府就减少财政预算,让过多的钱流向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其中的假设就是,政府财政开支是消费之一种,是经由税收进行再分配的消费。然而,中国政府的开支即可以是消费也可以是投资,也就是说,政府开支可以同时扩大生产和消费两个关口,这使得中国经济可以以较高的可控速度发展,而且有能力消除周期性。
    总之,中国经济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便在于——对政府而言,经济发展始终都是高度可控的。
    经济建设成为工作重点之初,许多问题随之摆到了中国政府的面前,这其中有最重要的一条,则是缺乏启动资金——国内建设缺乏资金,对外贸易缺乏外汇储备。70 年代末,由于技术、设备引进的摊子铺得大了些,78 年、79 年、80 年出现3 年贸易逆差,分别为11 亿、20 亿、13 亿美元,至1980 年外汇储备就成了负数,-12.96 亿美元(1978 年时为1.67 亿美元)。
    上世纪80 年代“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决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的,尽管到今天这一决策仍受到某些诟病,然而必须看到的是:首先,这之前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准战时经济体制,是立足于战备,并非是经济建设的常态,要将立足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政策修改就是必然的;而之所以那时国防建设的收缩幅度会那么大,最根本原因则还在于“缺钱”,1980 年中国GDP 为3332 亿美元,至1990 年也仅为3638 亿美元,当年外汇储备不过110.93 亿美元——实际直到本世纪最初几年,如何“赚钱”和如何“省钱”都还一直是中国政府考虑经济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即便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回顾几千年的历史,一直以来中国的问题都始终是内政大于外交,外患无不是始于内忧。对于一个业已敞开国门的国家而言,国内的稳定最终只能是建立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之上。仅从总体大局而言,做出“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选择在当时的确是无法避免
的。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和所有的经济体一样,这就必须经过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个常规的模式就是由农业为工业作积累,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就是“以农养工”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同样,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也一直在走这个路子,然而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这种积累模式的效率是非常底下的,在中国这套“积累——反哺”的反馈过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给那段时期的农村工作制造出了很多严重的问题。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以农养工”搞工业化的道路已经很难走通了。
    从现在的情形看,这个原始积累在中国最终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解决的。1992 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放开,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不单是产品过剩,还是产能过剩,当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危险,作为应对措施,1993 年、1994 年两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将过剩的产能转向了国外。由此,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第一次转型,即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正好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简单讲,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的优势,生产高端产品。按照萨缪尔森的比喻,这种世界分工就是“最好的律师同时也是打字最快的人,却不亲自打字”。
    单纯从个人感情讲,笔者对这种国际分工并没什么好感,说白了发达国家就是冲着低成本去的,而所谓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在服装之类的简单产业中尤其明显)——实际就是发展中国家贱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对此发展中国家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市场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不具备可替换性所决定的,简单的讲,就是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自然定价权就在发达国家手里。这样的利润分配带来的一个远期后果就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减小贫富差距。但世界范围内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但是要解决眼前的资金匮乏以及人口就业问题,发展中国家对此又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我们准备好被剥削了,只是希望剥削得比较公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之中,而对中国而言,现在看来当时确实是抓住了一个机遇——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素质较高,就发展经济而言传统东方文化的特性更为积极,除中国以外,其实日、韩也是正面的例子,以至于有“儒家资本主义”这种提法;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非常稳定,不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各种“游击队”成天把政府军打得焦头烂额;此外,中国政府属于“强政府”,具备极强的行动力,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但必须承认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他搞经济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注1】。
    1993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就客观的现象而言,可以拿“比较经济学”来解释。所谓比较经济学,直接的表达就是:各个国家在各自国家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强投入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获得彼此的利益最大化。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拥有竞争力上的优势,掌握技术也好,自主创新也好,只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之前暂时还考虑不到。中国最早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优势的是纺织业这个低级别产业,除了人力成本外,主要优势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条,再就是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

    众所周知,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利润也越高,而产业所处层次越高,对经济的拉动空间也越大。但是,高端产业的高利润伴随的是高风险和更长的利润回报期限,除非是像核工业、航天业这类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拿一般经济标准衡量的产业,否则这些都是需要一个既有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才有可能发展。而有了纺织业这个优势产业,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之后,这些资金又进一步的投入到了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之中,到90 年代后期在更高一层次的机电行业,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形成了竞争力优势,至2004 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4.5% ,由逆差转为顺差,进而在06 年成为顺差主力。此时再将中国制造与鞋子、裤子联系在一起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至此迈出了第一步。
    2001 年“入世”之后,中国基本融入了国际大市场,或者说是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在这种良性循环之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一步一步的做了上来:2004 年中国造船业接单量达到世界第三,次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2005年12 月13 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称,中国在2004 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信息及通讯产品的出口
国。2004 年中国在ICT(信息及通讯技术)产品上的出口额达到了18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1490 亿美元。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基础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处境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整个九十年代,出口和基础建设构成了中国GDP 中的大部分。到了九十年代末,又由政府牵头建立起了另一个正循环,就是房地产业。
    围绕着出口和房地产,有许许多多的直接或间接行业都有了相应的需求,换句话说,出口和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两项的“最终需求”。在竞争性领域,通过“抓大放小”等一系列措施,引入了市场经济模式,其中有些经济理论客观的讲甚至都带有很重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色彩,具体环节的得失这里不做细究,总之在全局上,经过一番“汰弱留强”之后,这确实解决了“效率”问题。
    另一方面,在煤、电、油、运、通信等基础领域则全部由央企系统和各级政府主导,我们可以称这是“垄断”,但必须看到的是,正是在这种体系下,基础建设才始终可以进行细致的全局规划,某些难度高或短期见不到效益的项目才可以用“大会战”的模式强力推行,而这则保障了其他领域的顺利运行。关于这两方面,之前各种负面的评价不少,客观的讲,其中有不少也确有道理。这里所提的,则是其中合理的那一面——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都是由许多“面”所构成,一旦其中合理的一面暂时居于主流,那么无论其存在什么样的负面因素,它的存在都将是合理的。由上述两个“正循环”带动,政府手中的资金开始迅速的充裕了起来,经济发展所需的激活资金至此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现在看来,中国制造已经逐步的在从单一的优势产业(都是较低级别的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低在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第二次经济转型

    前面提及的几组数据均截至04 或05 年——在下面我们会发现这两年应该可以算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拐点”:2005 年,贸易总顺差超过千亿,达1019 亿美元而04 年时则还为319.8 亿。贸易总顺差包含两块: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90 年代中国各个地方的政府领导都想法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主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主要是因为这一块投入成本低,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而且见效快。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加工贸易顺差中外资企业企业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要在七成上下(2000 年到2005 年6 年分别为:63.6%、67.9%、70.1%、74.1%、77.8%、81%),前面我们说“向发达国家贱卖劳动力”,主要就是指这一块,顺差很大但实际利润很小。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一直是贸易总顺差的主要来源(2000年到2004 年比例分别是89.1%、91.6%、88.2%、99.3%和98.6%),从02年开始到05 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 亿、788 亿、1065 亿、1426 亿美元,基本上每年增长35%上下,非常平稳。而05 年的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明以中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已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金属加工机床05 年进口增幅降到了9.8%,06 年则开始负增长……
    从罗列出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05 年之后已经基本可以独立的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至此开始出现了一个质的下降。
    而同在2005 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以美元计算为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外储额至此超过了日本,已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1.5 万亿。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同时05 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 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赚钱”和“攒钱”已经不再是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了,至此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财富积累的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已经走完。
    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正在迅速的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度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会轻易的让那些重要的高端产业向海外转移,在冷战后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现在发达国家GDP 能够和发展中国家拉开几个数量级,所依靠的无外乎“两手”:一是金融工具,二便是这些高端产业——造一架大飞机就可以抵你两亿件衬衫。如此一来,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对西欧国家,总体上也差不多。这种情形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的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相反贸易顺差成为了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在5.12 地震之前,央视每晚的新闻联播一直在围绕自主创新做系列的报道,其间对“市场换技术”在现阶段的价值,最终是给予了一个否定的评价的,这可以说是对以上论述的一种证实,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家对此的态度。
    而从公众心理,也就是从“民心”的角度来说,有一些问题也并非是靠经济增长可以解决的:实事求是的说,1976 年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的公众心理一直处在一种反复之中,由于多种无法回避的因素,92 年以来,在经济工作中这一点始终未作为一个重要“参数”,纳入到规划之中,而以单纯的经济学视角,对道义上的是非善恶又是无法判断的,这便带来的一个问题——从物质上讲,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对比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老百姓在心理上并未获得太多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形下,人性中不好的那一面就比较容易表现出来。而反过来,这就又进一步使人缺乏安全感……由此,在群众中便产生了一股怨气。加之在这十几年里,由于各种失误,“官”与“民”之间确实沉淀下了不少矛盾,一旦出现一些问题,其影响很容易就在人的心理上被放大。由此,就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外界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另一方面国内对此反倒存在不少悲观情绪。
    即便仅仅从“纯经济”角度考虑,公众心理这也仍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目前被讨论的最热金融问题来说:现代金融的核心,就是要让人们去预支未来,以此带动经济的循环。而如果多数人都无法建立起乐观的心理预期,那金融操作就无法正常运行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去牺牲环境、牺牲社会公德、压缩消费(到2006年国内消费总额占GDP 不到38%)来发展经济已经就是很不合算也不合理的,这就需要政府去“还富于民”: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总之,要使老百姓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
    再放到全球化大生产这个更大的环境里来看:之前的经济增长,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样一种“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之上的(参加下文),而现有的美元本位制货币体系,由于美国无节制的滥发货币,也已经越来越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大家不再愿意继续把美元当宝贝一样储备起来了,这是谁都没办法控制的,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已经难以避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进行战略调整,以内需继续拉动经济,也是现在大气候下的客观要求。
    在2005 年,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的第二次开始浮出了水面。而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围绕这一战略调整,在06、07、08 年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农民工权益开始受到重视,外企开始增税,中企减税,对出口加工贸易开始实施极为严格的限制政策,重新修订劳动法……。据国务院提请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一份报告显示,2007 年,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4.4 和2.5 个百分点。
    从外资企业的角度看,以上这些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汶川地震之后,对比中资企业以及外国政府,在华外资对捐款的热情始终不高,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一事实的一种反映——具体捐赠数额我们没必要过多纠缠,但在观察其他某些问题时,这倒确实可以作为一个风向标来用。

从“双防”到“新双防”的政策转变看国家战略的基本着眼点

    由上一章节可知: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位置,应该是一个介于两种稳定状态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在看待近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时候,以及在思考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应该首先考虑到这一点。所谓“过渡状态”,即不是常态,面对其间所出现的问题,就不能继续沿用常态之下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再进一步地说,“过渡状态”最后的终点,应该是另一个更高层次的稳定状态,如何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在“过渡状态”下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准则。
    把这个说法套到前一节的经济话题上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围绕着出口、房地产两大最终需求,我们的经济曾一度保持着一种相对较为稳定的运行状态,但是,这一状态不可能无限的循环下去——从外因说,随着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到来,维系这种运行的外部环境必然要发生改变;从内因说,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一个最重要的矛盾就是“南北矛盾”,即,发达国家追求的仅是把世界上的资源纳入到全球化的大生产中,而要把其他国家的人民排除在外,如果中国仅仅满足于通过低端制造业赚取顺差的话,那纳入到那个体系中的就仅仅是我们的土地、矿产以及人力等资源,而中国人实质上则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的,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因此,中国不能一直做资源型国家,必须要在世界产业分工中谋求更高的位置,中国的人力成本也不应该永远都是廉价的。
    中国经济在经过现在这样一个“过渡状态”之后,最后的终点,抑或说是目前处理经济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到此便清晰了——保证产业升级,建立起一套以国内消费为最终需求的新的经济循环模式。由此我们就可以继续去思考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07 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胀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有经验、无理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而幸运的是高层也没有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理论家”,给中国“造”一套理论出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不断的“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中搞起来的,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报道中,“试点”、“经验推广”之类的词汇我们是绝不会感到陌生的。前面提到,政府对经济运行有着很强的控制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一点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局部,封闭式的推行某一政策,搞好了就推广,搞不好则立刻可以叫停、重来,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这样一来,好的效果很快就出来,没有“理论”,也就没有定式思维的束缚,政府敢想敢干,也能干,即使出了什么问题,凭借政府的强行动力,也可以把负面影响限制在极小的一个范围内。具体的、现成的经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就是“解释”(很多时候,连“解释”其实也是把一些名词硬套上去的),而非“指导”。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稳定运行的经济循环逐步的建立了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高层对经济的调控也越来越显得“专业化”,或者说是“科学化”,政府决策中“试”的成分开始减少了,在具体操作中,理论性的东西开始在决策中起到指导性的作用。而决策的核心,则从摸索发展道路过渡为维持既有体系的正常运行。这一转变,保证了近几年来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但也同时产生了一个问题:当面对常态之外的情况时,人们往往会陷入习惯性的思维定式之中。
    自07 年开始,对中国人而言,最热门的一个经济词汇便是“通胀”,与之对应的,另一个热门词汇是“双防”—— 2007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宏观经济工作提出了“双防”目标,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这一提法的实质,是以压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决策的基本着眼点。
    “双防”的提出,给笔者的感觉是:这更像是一种基于常态思维而做出的决策。在教科书中,经济调整就是围绕着“均衡”来做文章。西方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对应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几百年中经过几次大的质变,已经处于一种稳定运行的状态了。简单的讲,现代宏观经济调控就是通过调节银行利率、汇率、政府开支等手段,实现低通胀、高就业、高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其中量化操作的指标有上百个,其实质,就是维系经济循环的稳定性。基于此,长久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把通货膨胀当国家经济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而这也是国内多数专业学者的共识——从书本理论上说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必须注意到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这种书本理论在大前提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将抑制通胀作为经济调控的核心目标,其前提是经济总体上处于稳定运行之中,而现在的中国则是处于两个稳定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整个世界事实上也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因此直接拿书本理论硬套是不合适的。
    当然,我们绝不敢说把“双防”作为工作核心是错误的,很多问题除非站在操作者的角度上,否则很难看清楚事情的全貌,如果是作为短期决策,避免几个问题在同一时间段集中爆发,那这是无可厚非的。这里我们只是说,仅从方向上看,一味简单的压制通胀,和大方向是不一致的。
    打个比方:对国民经济而言,货币的作用就类似于血液,而金融体系就相当于身体的循环系统。一个人,从婴儿到成年,随着身体的不断长大,血液量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同样的道理,一国经济从低端产业升级到高端产业的过程中,货币量自然是要增加的,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阶段都出现过这种性质的通胀,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价格上涨也属于这个原因(按照海外的报道,当时年通胀在10%以上,而老百姓的收入由三位数跃升至四位数恰恰也是在那段时期)。以压制通胀为目标,限制货币量,根本上说是本末倒置。
    而且,从大环境上说,依照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来消除通胀,最终也是无法实现的。这里所说的大环境,是指以美元为主导的国家货币体系,这里我们先简单的梳理一下:
    战后,美元拥有了绝对的国际储备和国际交易地位,而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美国并不会主动地约束自己,因此其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一路持续下去;
    美元不断滥发导致国际美元的泛滥,过剩的美元首先使得资产市场,即股市、楼市不断抬高价格。全球性通胀便由此开始;
    资产市场的杠杆作用过于巨大,导致市值远远超过实际存在的货币总量。此时总会有一些“聪明”的投资者意识到情况异常,于是开始兑现,由此便引发了兑现危机——在资产市场货币发生相对短缺,导致投资者竞相压价争取兑现,然后逃离市场;资产市场的兑现危机导致金融市场的紊乱,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次级按揭危机的爆发,这导致金融市场交易的快速萎缩;金融市场的快速萎缩导致金融业互相拆借的停滞——借用前面的比喻,就是“血液流动”不再进行了,这就使得作为“肌体”的实体经济缺少由融资带来的交易,由此实体经济也开始萎缩;
    由于实体经济的萎缩和金融市场的停滞(表现为流动性骤减),迫使美联储在最近一段时期多次采取减息和注资等手段来救市,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泛滥(因此之前放出的所谓“危机已经过去”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导向性的言论,说到底,美联储所走的就是“空间换时间”的路数,仅是延后了危机而已);
    与此同时,国际泛滥的资金在资产市场的兑现危机中采取规避策略,转而到其他领域牟利,其中最主要的是非资产市场的期货和现货,于是大量资金把一些基本商品的价格大肆抬高……
    07 年下半年以来国内通货膨胀的源头正在于此,即本轮通胀的实质是“输入性通胀”,在国内市场紧缩货币流通量,压缩贷款并不能限制美元的滥发,相反这会给国内的企业制造困难;而人民币升值,理论上可以和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形成对冲,但现实情况则是,目前原材料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就是中国,你这边升值,卖方完全可以跟着提价。而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反倒刺激了国际游资进一步涌入,进行套利。人民币05 年7月份以来升值达20%,而国内通胀压力并未缓解,原因便在于此;更直接的价格管制同样没有效果,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攀升,国家补贴石化等企业,维持市场价格,在目前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形态下,最终等于是补贴了外国消费者,而这种管制在时间上显然是不能无限延长的,这就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而由此而来的囤积等投机行为反倒进一步扰乱了经济运行。
    由此不难看出,一味的按照货币经济学原理来压制通胀是无法实现的,相反,由此使得经济增长放缓,而导致产业升级延后,与我们前边提到的那个“基本准则”是相悖的。客观上,这会使得目前的“过渡阶段”延长——愈是紧缩、愈是推迟“稳定状态”的到来,而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就会因此而增加。
    在今年4 月份,国务院印发的《2008 年工作要点》中提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这就是所谓的“新双防”,这是官方首次对“双防”目标的修正,其实质是,决策的基本着眼点开始重新定位于“增长”。此外,中国人民银行6 月13 号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8)》中,同样强调了要“防止经济结构不合理产生的风险”,“推动产业升级仍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些,可以作为对我们上面论述的验证。

近期国家战略的基本着眼点

    以“双防”为终极目标来看待去年以来的中国经济,给人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前景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收紧流动性,另一方面CPI 却始终下不来,之前过分明确提出的“4.8%”的控制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剧了人们的心里的不安。而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压缩通胀数据,跳出来以后,会发现原本不明晰的局面豁然变得简单、明了起来。
    首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非常不错:超额外汇储备(1.52 万亿美元)加大额顺差(2622 亿美元),外债中短期债务所占比例又不高【注2】,再加上外汇严管,因此国际支付不会出现问题,近一段时期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确很难受,但也仅仅是难受而已,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所面临的则是要伤筋动骨;政府仍旧是强势政府,07 年财政收入高达5.13 万亿人民币(02 年则为1.89 万亿),行动力不存在任何问题;股市虽一度大幅下挫,但是资本市场在中国终归还是处于摸索阶段,对宏观经济的实际影响其实不大——前期决策层全力压制通胀,牺牲股市也不在乎,对错不去深究,但的确说明了这一点;粮食基本可以自给,在粮食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凭这条至少就可以做的独善其身;社会稳定性不存在特别大的问题,股市虽一度大幅下挫,但是资本市场在中国终归还是处于摸索阶段,对宏观经济的实际影响其实不大——前期决策层全力压制通胀,牺牲股市也不在乎,对错不去深究,但的确说明了这一点;粮食基本可以自给,在粮食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凭这条至少就可以做的独善其身;社会稳定性不存在特别大的问题,经历了火炬传递、5.12 震灾之后,一系列的天灾人祸反倒增强了中国人的内部凝聚力……
    前面我们明确了作为过渡阶段,在08 年的根本目标,即推导产业升级,提升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最为直接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应该是看政府发热“控制力”——08 年的战略调整,说到底是顺势而为(主要从内因说),或者说是应势而为(主要从外因说),对各项指标、指数,不在于压制,而在于保证其发展、变化始终是可控的,以此保障各方面变化的节奏彼此相符。
    具体到通胀问题上,前边已经说到,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货币量加大,短期出现通胀是必然的情况,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顺势而为。从现实来说,目前通胀的根源在于输入型流通性过剩,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通胀缺乏控制力——外国人用美元买中国产品,美元涌入,然后我们被动的去印人民币,导致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通胀的源头在国外,所以无法控制节奏。所以,最终还是需要国家转变思路,主动的向市场增加货币投放,这样通胀的节奏将掌握在政府手里,其他方面就容易配合,再次套用上一节的那个比喻,就是让“肌体”的生长和“血量”的增加保持基本一致,即,在保证通胀可控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因通胀所受到影响会比现在要小很多。
    而事实上,目前国家的调整方向,也已经显示出了类似的考虑:早在今年四月,银行放贷就用掉了二季度的计划额度的一半,增量与往年比并无太多差别,这就说明对“货币从紧”政策,在当时国家就已经有了新的考虑。
    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理应更“值钱”,但是,这不等于说人民币就一定应该更“值钱”。从最终效果上说,通胀和升值的效果是一样的,都将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也就是使得中国人的劳动力更值钱了。
    而相比人民币升值,通胀更具有可控性:因为通货膨胀有结构性问题,比如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就跟着提高,购买力就增加,就扩大了内需,同时生活成本提高,又会导致工资提高……。因此,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由出口所带来的利益会在产业链上得到更均衡的分配。
    同时,增加货币量,在出口过程中还将把通胀向外输出,从而加速世界经济的衰退,而这个过程对中国政府而言,同样是可控的——这就是前面所提的“应势而为”。以产业升级的角度上讲,这种衰退将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企业的运作,在景气时期应该尽可能的赚钱,而在衰退阶段,只要自身不出问题,就应该实施扩张。国家同样如此,美国的崛起便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
    具体的说:衰退将迫使一些制造业技术先进但总体经济实力不是很强的国家——例如西欧国家,降低技术转让的门槛,向外转移某些高端产业;衰退还将使得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地区,有求于中国,而一个中国所主导的区域经济圈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加速形成。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形成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一直处于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经历了一段定位混乱的时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逐步趋于清晰:随着金融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向运行成本比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由此掀起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支配性地位,而中国在1993 年以来凭借众多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优势使得转移出来的这部分制造业最终聚拢在了中国,中美最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经济共生”关系。
    最初,在众多搞出口导向经济的国家中,中国的实力并没有多少优势,比之一些东南亚国家都还存在差距,中美交往中对中国而言应该说被动的成分还要大一些。911 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就中国而言,经过几年的打拼,先天优势逐渐的转化成了现实实力,同一时期,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崩溃使得中国得到的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和技术人才,之后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客观上减少了中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凭借这股优势与际遇所形成的合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内而言建立起了“出口换汇-产业升级、基础建设-更高效的出口换汇”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对外则凭借大量价格低廉的商品成为当时平抑全球通涨的主力。
    而另一方面,随着2001 年中国加入WTO,由此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场“通缩冲击”,格林斯潘顺势把美联储的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大量的美元被印制了出来,全球经济一路走高,年增长达5%。至2005 年,被低通涨掩盖了四年的美元流通量过剩问题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大量过剩的美元被用于炒作,4 年来期货市场平均价格被炒高了一倍——期货市场的作用原本是稳定商品价格,现在则成了价格波动的源头。从这个角度说,前段时期美元贬值,石油、铜等物资的价格上涨,笔者并不赞成把这归结成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掠夺中国财富”的又一个阴谋(相反这四年中国发展的很好)。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美国向国际市场滥发了太多的美元,再深入一点则是为了弥补由于“双赤”经济使国内财政出现的巨大亏空。截止到2007 年4 月25 日,美国联储总资产 8834.61 亿,其中美国政府债务为7871.49 亿,即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近90%是政府债务。联储总债务为
8508.07 亿,少于总资产,流动性过剩326.54 亿。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实质就是美元本位质体系,这一货币霸权就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所在。一直以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都是基于两个完全相反的考虑方向来制定的:其一是直接获利,就是要尽量的去增发美元,走弱势美元的路子,甚至不息制造金融危机;其二则是维持美元本位质体系,这需要美国负责任的增强实力,保持美元强势,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各个时期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正是在这两者间摇摆、平衡之后的产物,时而通过扩张获利,时而通过收缩来培本固原……总体看,这60 余年的操作是很成功的。

    由此显而易见,现在的这种游戏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欧盟、日本等几个大的经济体一直以来都跃跃欲试,企图从美国手里再次分得铸币权——上世纪60、70 年代美元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铸币权的部分流失。美元一味的贬值最终必然要断送掉美国的货币霸权,这丧失掉的不是眼前利益而是获利的体系,靠高油价以及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债务,这些短期收益根本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就笔者的观点,以美国的综合国力论,现在就说美国即将“苏联式的崩溃”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这种情况下,从中长期讲,美国的确会也需要出现一次周期性的收缩。这个大环境对中国的意义在于:这为中国的发展送来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将为中国提供一次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力量差距的机会;同时中美之间从动机上说,也有了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中美关系的一大“特色”在于:于合作讲,美国是中国近期最主要的
合作伙伴;于对抗讲,美国亦时中国最主要的对手。
    2003 年之后,中美关系在基本上开始趋于稳定,到今天,大的框架应该算是成型了,无论是“胡、布会”还是后来的中美战略对话,虽然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会晤主要还是属于事务性、常规性的——相比较而言,两国上一届政府时期的领导人互访则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对外战略重心的调整

    我们这里说中美关系框架成型有两层含义:首先,从中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以及美国自身利于速求两方面说,在这段时期美国都不太可能选择和中国进行高烈度的对抗,一旦这个框架被突破对双方而言只能是双输的局面,两国间的战略博弈会相对理性。第二层含义是,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获益的上限也已经明确了,在中国工业化走到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后,面对美国对高端产业技术的封锁和控制,像航空、电子、信息、制药这类领域中国很难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再获得更多的技术或设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调整。
    首先在2001 年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的在处理某些外部问题上,已经不再表现的那么低调了,在“韬光养晦”之外,“有所作为”的成分逐步的高了。对此,除了可以用国力增长解释外,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既然中美关系框架业已确定,那么从国家利益上说,什么利益是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部取得的,什么利益居于框架边缘的,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而后者的取得必然需要我们去主动进取。框架的成型也就意味着两国对话、协调机制的完善,斗争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很多问题反倒可以放开手脚。
    在中、美关系逐步进入一个稳定期的同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合作又一次成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另一个重点。2006 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的高调召开以及“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已经走到了前台,而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战略合作就已经逐步展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也标志着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以美国主导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最终取代了以西欧国家主导的殖民经济模式,世界政治格局随之重新洗牌,上世纪4、50 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以及人民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了,东西方国家在经济运行上曾在两套各有优劣的组织形式,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其社会力量并不足以形成一套可以自行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制,而他们的政府也不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某些国家的政府连日常政令的下达实施都做不到如臂使指,因此无论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选择了怎样的政治体制,单从经济活动的组织体制而言,都是“破而不立”,而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又使得上述国家的国内局势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而这又会反过来恶化其国内的民生状况,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死循环”。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又不得不把过去被赶走的“殖民者”重新请回来,以出售原材料来维持经济的最低标准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都还具有非常的影响力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之于发展中国家,这里我们并不做道德角度的评判,仅从经济角度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高成本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其于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剪刀差”是必然会存在的,除非发达国家人民愿意大幅的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然而还存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其内部最初同样也没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体系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但是发达国家仍旧愿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点”,产业链远比卖资源要长,情况自然比前面说的那种“死循环”状态要强的多。抛开大国地缘政治不考虑,能有这种机会的国家必然要有丰厚的资源做基础才行,原因仍旧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由于成本高,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工业设施,除非有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回报,否则支付上就要无法完成。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曾将国际贷款投入到基建上,而这种投入的回报往往是远期,期间的维护费用由于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也是非常高的,一旦国际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发生波动,这些工程往往就要半路下马,发展中国家会被逼到经济破产,最后发达国家还得减免债务。因此,和发达国家“合作愉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现在对外战略的转向,对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各项经济指标、国际政治影响力、综合国力来说,把中国归入通常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合适,而算人均经济指标肯定也不能算发达国家,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国应该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区分看,单独算做一块,而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不是简单的“南-南合作”或是“南-北合作”可以比照的。
    始于2001 年的世界范围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大的改善了出卖资源的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制造业向中国的聚集使得中国成为了这些国家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轨以及产业升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高潮已经开始,远期来讲,中国对原材料的引进会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在为欧美国家大量低价提供消费品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国得到了质优价廉的机电产品。这样的一“低”一“高”,使得“剪刀差”因为中国制造而大幅的缩小了,这就使得中国对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方向获得了突破口。以这个角度说,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轮战略合作的基础相对而言更多的是立足于“利”而非“义”,在笔者看来这其中的确缺失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然而必须承认,这轮合作的基础是非常可靠和牢固的——“义”的对象往往是对于某一特定的领导人或政党,而“利”则是面向一个国家,而对内部稳定性不好的国家而言这
点尤其重要。
    而同时,中国与各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仍然在道义层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南海主权争端仍未明确的情况下,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中国的政治影响重返东南亚,正是依此为契机实现的,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地位,在此之后也有了大幅的提升,这以后,在印尼海啸后中国政府与民间对印尼的援助,同样也是道义层面的工作。而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非常短视的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宣布日元大幅贬值。中日两国当时截然不同表现,则为日后中国在整合东盟经济问题上胜于日本埋下了伏笔。
    从现在看,中国与亚、非、拉美国家的战略合作体系还处于一个积累阶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两方最初的合作都是基于原材料贸易之上的,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永久、稳定存在的平台——原材料价格必然会有波动,中国的工业品价格迟早也会提升。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讲,这种贸易虽然改善了收支状况,但其内部机制上的“死循环”仍旧存在。
    而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的合作现在也已经展开,中国领导人外事访问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建立“总体经贸合作”,中国已经开始向这些国家整体输出初级的工业体系——如,以80 亿美元承包了印尼全国的电力设施改造工程,在巴基斯坦援建港口……等等。和过去的无偿援建项目不同,这些工程的实际意义远要大于象征意义。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有能力去承建这些项目,同时上文中也提到过——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那么前面提及的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这里就可能不再是问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把发展中国家比作是矿石,对其进行工业体系输出的国家则是冶炼厂,那么对比发达国家,中国这座“冶炼厂”对“矿石”的品相要求要低得多——这就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完善自身的基础设施,乃至建立自己的初级工业体系都具备了可操作性,可以说中国在这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合作看
见是非常大的。而以此延长产业链,扩大经济发展中的受益人群,则是这些国家走出“死循环”的根本途径。
    从中国的角度讲,拥有一个稳定的具备一定实力的合作者要比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合作更为有利也更容易操作,而现在我们所做的这种工作,则就是在“授人以渔”,是在向“双赢”的方向去努力。从长远来讲,由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未来中国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有向外转移的一天,就业问题的应该随着工业化的深化,转而由第三产业、由服务业来解决。而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设施,使他们走出“死循环”,这些则是为未来低端产业的转移提前铺路。此外,在未来中国可以以贷款为突破口,使人民币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逐步的成为这些区域的流通货币——通涨对债务人有利,通缩对债主有利,当中国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是,至少,当中国外储货币汇率发生波动时,中国的利益损益可以平衡,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

    注1:一种看法:西方国家社会体系的实质应该是由各个社会功能模块所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可以在少有国家干预的前提下自我管理运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其社会体系更接近于一种“中心驱动”模式,这是由传承几千年的历史所决定的。东西方两种模式只能说是各有所长,而不能比孰优孰劣,事实上就主要几个东亚经济体来看,除香港受英国影响外,日本的经济活动中政府的调控占到了50%,社会力量仅20%,其余由市场调节;韩国的国家因素所占比例略低,但也有40%,社会力量占30%;而在新加坡社会力量调控仅占10%,政府比例高达50%。这三个国家都不符合“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而他们的经济成果则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市场经济”,界定的关键不在于组织形式而在于运作方式。

    注2:2007 年中国外债偿债率为1.98%,债务率为27.84%,负债率为11.52%,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为14.40%,均在国际标准安全线之内。

参考文献:《中国崛起策》(刘涛)
文中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